生活书店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是要了解读者、与读者做朋友，为他们介绍好书，宣传进步思想。代办邮购是生活书店的一项重要业务。读者寄钱来买书，一次用不完的，我们给他建立一个账户。每位读者都有档案，有编号。我就是在这时学会王云五先生创造的“四角号码”，用来查笔画，非常好用。

　　回复读者来信是一项重要工作，不管做得到、做不到，都要给人回音，不能失信于人。读者也很信任我们，有的让我们代购药品、化妆品，甚至连恋爱问题都来信问我们。

　　在生活书店我们有学习小组，要集体学习，年长的同事教我们思想方法论，学习政治经济学。我第一次听说“大众哲学”——比如说路上有一块招牌，一面红、一面黑，两人迎面而来，一人看到的是红色的，一人看到的是黑色的——这就叫“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在上海的邹韬奋先生立刻编辑出版了《抗战》三日刊，向全国发行，极受读者的欢迎，还加印了大量的进步图书，比如《全面抗战》等。我们的工作忙极了，忙着门市，忙着办理邮购，只愁没有时间。

　　这种时候，还要时刻提防当局的书报检查。记得有一期《抗战》三月刊，头版以特大号黑体铅字刊出“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八个大字，这在国民党眼里是很犯忌的。他们三天两头来查，一看到进步书籍就通通没收。

　　那时候我还不懂政治，只晓得心疼图书，恨特务把我们的书都拿走了。

　　1938年10月，战事吃紧，广州分店接到总店通知，我们要撤退了。先撤到广西梧州，一个月后又从梧州撤到柳州。我和另外一位同事陈树南负责运书。我们想办法搞来一条大木船，一路上，既要避开国民党军队，以免船只被征用，又要对付急流险滩。这条水路的险滩特别多。出娘胎第一遭，我跟着船工背纤、推绞盘。几年后我听到《伏尔加船夫曲》，很激动，它唱的不就是我们那段难忘的经历吗：“哟哼哟，哟哼哟，大家合力用力拉，光明之路在前头！”

　　我们在木船上度过了1939年的元旦和春节。

　　真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特务会乔装成各种各样的人来监视我们

　　1939年3月，书店通知我去贵阳。贵阳生活书店开在市中心的中华南路164号，是一幢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读新、自力两家书店也开在同一条路上，这三家书店都坚持爱国进步的立场，彼此关系很好，当然，也都是当局书刊检查“老爷”们的重点“关照”对象。

　　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我们锻炼出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店堂后面有一只长柜台，来检查了，我们就赶紧把《联共党史》、《大众哲学》这些“禁书”藏进柜子里，有时候来不及，就装着整理书台上的图书，悄悄将“禁书”塞到一般图书的底下。

　　书店的图书刊物都是通过邮局进出的，当局对我们的邮包查得很严，经常找个借口就没收或扣压了。我们也有办法。邮包通常都用薄薄的牛皮油纸包装，从外面能透视到里头的书刊封面。我们买来国民党办的《中央周刊》、《三民主义》等书，把它们的封面撕下，套在我们的书刊上。

　　真像小说《红岩》里描写的那样，特务会伪装成读者来店里，他们眼神飘忽，一看就不是真正的读者。有时候他们还会化装成黄包车夫蹲在书店门口，看我们的读者住在哪里。我们店员出门也常被盯梢，甚至被特务打的也有。

　　记得1940年夏天，我们在读新书店的二楼欢迎台湾来的抗日义勇队。座谈会上，有人唱歌，有人诗朗诵，十分热闹。结果几个便衣冲上来了：“做什么做什么？哪个是头？”读新书店的领导沈静芷大哥不动声色地说：“同事结婚，大家热闹热闹，来来来，请吃糖！”

　　时间一久，逢年过节打点打点，有些检查人员被我们感化了。他们会提前来通知我们：明天书收收好……

　　我们也有很多真正的朋友。有一个年轻的投递员，常常偷偷将邮包送到书店来，或者先将邮包藏起来，等检查人员走后再通知我们去取。可是1940年夏天过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被特务抓走了——有陌生人到邮局去，谎称外面有人找他，他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我只记得他才20岁，歌唱得很好：“谁愿做奴隶？谁愿做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