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年代，卖一本书，要冒杀头的危险。

　　那些描写地下党的影视剧里，特务持着枪、气势汹汹地闯进书店搜捕的场景，并不夸张，我就亲身经历过。

    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看到杭州女人披着长头发，吓哭了

　　我是绍兴兰亭人，家在会稽山脚下一个小山村，村里人以种田、掘笋、卖毛竹为生。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我背毛竹，背到集市上卖，换得油盐酱醋，打来的酱油就盛在毛竹管里带回家。

　　我念过两年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到学会了写“赵钱孙李”，我就要出门做学徒了。1931年12月，我由同村大人带着，去广州投奔我开洗染店的姑父。那一年，我虚岁11岁。

　　山里孩子没见过世面，一路闹了不少笑话。从绍兴出来，坐夜航船，第二天上午到达杭州的钱塘江码头。乘客要通过一座“洋桥”走到岸上，洋桥，就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我战战兢兢地走着，一抬头，看到前面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女人，吓得发抖、哭起来，以为遇到了“吊死鬼”！

　　从杭州城站坐火车到上海，大上海给我的印象是，马路上人很多，电车、汽车开来开去很热闹。等我们到达广州，听到报童在街上喊“十九路军打胜仗了”，这才晓得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好爆发。

　　姑父的洗染店只有三个人：老板姑父、一个小伙计、又是亲戚又是学徒的我。我的工作是发发煤炉，买买小菜，扫扫地。这样过了三年。

　　1935年夏天，我大伯有个好朋友李先生在广益书局工作，有一天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去香港？香港儿童书局在招小店员。

　　我正愁每天发发煤炉的日子没出路。我们绍兴人把书店店员称作“书坊店倌”，过去在书店工作，就像银行职员一样受人尊敬，能够做书坊店倌，我当然是很乐意的。

　　在儿童书局遇到一生的恩师，他教我：书要双手递给顾客

　　香港儿童书局开设在九龙弥敦道上，马路宽宽，干干净净，店堂也十分宽敞、清爽。四壁都是开架书，架上的图书有中国民间故事，司马光、戚继光、郑成功的故事……店堂里还摆着一些矮矮的小桌子、小椅子，漆成明亮的浅黄色，是专给小朋友看书用的。

　　店里像我这样的小学徒有10多个，被称作“学生子”。学生子的工作除了搞卫生，就是在店堂里走来走去，负责把读者的购书款送到收银台去。过去读者是不需要亲自去柜台付钱的，只要把书交给开票员，开好票，由“学生子”拿着发票和钞票送去收银台，再回来将找头交给读者。

　　如果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这样的书店，就不需要学徒跑腿了，店堂上空装着一道道钢丝，店员把发票和钱用票夹夹好，放到钢丝上，弹簧一拉，票夹就“唰”地射向收银台了。儿童书局和生活书店，还没有这样的设备。

　　学徒要熟悉书店业务。我们空下来要熟背读书目录，什么书、作者是谁、定价多少、放在书架第几格，都要记得一清二楚。经理吴涵真先生经常要考我们。

　　吴涵真先生是一个热心儿童教育、乡村教育的出版家，儿童书局被他办得在省港两地都颇有名气，陶行知、梁漱溟都是书店的常客。1936年，书局迁往广州汉民北路50号，正值日本侵略者矛头直指平津，吴先生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出版了一本《叱咤风云集》，在街头分送行人。书中的歌曲，我到现在还会哼几句：“我们中国最危险……”

　　吴先生那时40多岁，胖胖的，戴眼镜，人极和蔼，我们做错事，他从来不批评，轻声细语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教我：书要双手递给顾客，要说“谢谢”。搞卫生时痰盂里的水不要装满，不然会溢出来弄脏地板……都是小事，我却一辈子都记得。他不像一个老板，倒像一个老师。

　　吴先生天天看报。看到重要消息，就用红杠子划好，要我替他剪下来。他大概看我人实在，比较喜欢我，叫我专门替他剪报、送信。

　　在我心中，吴先生是我一生的恩师。要做好事、要说老实话，都是我从他身上得来的体会。

　　1937年，邹韬奋在上海的生活书店想到广州开分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门面，托人找吴先生商量。吴先生真是一位仗义的君子，因为佩服邹韬奋的人品和学问，竟二话不说，把儿童书局歇业，慷慨让出了店面。1937年2月，儿童书局的人全部转到了生活书店广州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