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6家分支店，被国民党封得只剩下重庆一家。贵阳生活书店是在1941年2月20日遭殃的。

　　那天凌晨一点多，我还在办公室写日记，只听得由远而近来了杂乱、急速的脚步声，书店的木头大门被枪托“砰砰”撞击。

　　该来的终究要来，不去开门是不行了。我刚刚走到门口，大门就被撞开了，军警宪兵冲了进来，我被一把推开，差点跌倒。他们把守住了二楼、三楼和后门的通道。住在店里的同事都被赶到街上，只允许随身带少许日用品和棉被。

　　读新、自力两家书店也在同一时刻被军警冲击了，三店睡在店里的13个人，全被抓走了。

　　独我一人被留下，在店门口看管大家的东西。一个武装特务看守着我。

　　黎明前的黑夜特别漫长。特务不停问我：“你们书店是共产党办的？有多少经费？”

　　我一口咬定：“我是逃难来做伙计的，老百姓，做工混口饭吃。”

　　早晨八点左右，我被看守押解到南明河畔的甲秀楼。甲秀楼是一座明代古塔，那里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特务连。我和6名同事被关在塔底一层，我们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坐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下午，我们被转押到贵州省保安处监狱。

　　我们坐在监狱的大铁门外听候发落。只见三家书店的同事从不同方向押送过来，我们彼此用眼神问好、致意。

　　等了很久，传来的消息是犯人太多，监狱关不下了，每个书店留下一个负责人，三批人又分别回到原来的地方。

　　五天后，我们被告知说可以找铺保。我们找一个经常来买书的浙江老乡帮忙，他表示为难。这也能理解。同事的哥哥董莲芳听说此事，二话没说，把我们都保了出来。这位大哥在贵阳街头开一家小小的烧饼油条店，生活并不富裕，这样仗义，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

　　我惦记着监狱里的同事们，隔些天，就做些热饭菜送去，盼望能见到他们。可是每次都被拦在铁门外，只好请看守转送。直到四个月后我离开贵阳，一次都没见到关押的同事，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片言只字。究竟他们吃到我送去的饭菜没有？这个谜团40年后才解开。

　　1982年，我到北京开会，见到了40年没见面的老同事周积涵，当年他被关押在监狱里，四年后越狱脱险。周积涵说，我没有吃到你送来的饭菜啊。原来，我送去的饭菜都落入了看守的嘴巴。

　　周积涵同志后来在北京文物管理局工作，我很感谢他。因为贵阳的这段历史，我在“文革”期间不断被调查，是周积涵为我写了一个证明，我才过了关，并光荣地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