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虽然是民国总统，却不是一个革命者，作为曾经的清廷大员，又是清帝逊位的受益者，他对清朝历史的全面肯定不足为奇。为了延揽旧人，他致函聘请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的前清东三省总督、正蓝旗汉军赵尔巽担任馆长。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

　　赵尔巽指出：“往代修书，即以养士”，他也照此办理，“以絷逸贤”。史馆初开，他即“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先后聘请百余人参加修史工作。

　　修史者多是前清遗老，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念头为之。如后任代馆长的总纂柯劭忞在清亡前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总纂缪荃孙曾授国史馆一等编修，赵尔巽称其“身为旧史”；还有曾任布政使的王树柟，任知府的夏孙桐、张尔田；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习的马其昶、任提调的金兆丰等人，大多在辛亥革命后退归故里，隐居不仕，闭门著述，然而，他们对“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

　　当然，《清史稿》纂修者也并非全为前清遗臣遗民。如吴廷燮虽曾署理知府，但民国以后即担任大总统府秘书、主计局(后改称统计局)局长；金兆蕃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不过他们在修史群体里不是主流，新思想不能完全施展，如吴氏曾建议修志多附图，金氏曾建议增设民俗、宗教诸志，均未被采纳。

《清史稿》为何仓促付印

　　开馆之初，北洋政府拨付的经费非常充裕，初稿撰写较为顺利。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修史经费大幅削减。1917年张勋复辟，史馆闭馆数月。后来虽然复馆，但政局混乱，经费无着，仅剩少数人勉予维持，修史工作基本停滞。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在他的资助下，延宕已久的纂修清史工作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统稿。不久，赵尔巽因时局莫测，自己又病入膏肓，决定提早付印。8月2日，84岁的他撰《〈清史稿〉发刊缀言》，回顾了14年来纂修清史的种种艰辛，称“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