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赵尔巽病故。张作霖按他的遗愿续聘柯劭忞兼代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金铠又推荐金梁担任校对。刊印之事最终由金梁一手主持,仓促进行。金梁在他的《〈清史稿〉校刻记》中说:“稿实未齐,且待修正,只可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矣。”
1928年4月,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局势越发紧张。端午节前,《清史稿》印毕,金梁把其中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后来被称为“关外本”。史馆中人随即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些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国民政府为何查禁《清史稿》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同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清史馆,后组建 “清史长编筹备会”, 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
次年10月间,原清史馆职员刘赞廷呈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提出公开发售《清史稿》“供诸民众,以便正确修订”的建议。国务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统统运往南京。
12月2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称清史馆所存书籍多为史料,故宫正在整理编辑,恳请收回成命。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也致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表达了同样的意见。6日,古应芬复电,称蒋介石表示“国务会议决议之案,碍难变更”。
1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电古应芬,提出为避免《清史长编》“前功尽弃,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送京”。但国民政府不予采纳,要求仍照原决议办理。
为了挽回局面,16日,易培基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称“窃查《清史稿》一书……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共19项罪名。这些罪名的分类归纳及排序有些混乱,可见起草之时因情况紧急未及详审,仅是堆砌罗列了存在的问题。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通鉴长编》(即为前文所述的《清史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