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这次，樊锦诗体验到了敦煌生活的艰辛。没有电灯，井水又浑又苦，房子是土块垒的，门都是透风的。由于房间里没有卫生设备，她深夜到外边上厕所，刚迈出门，就看到黑乎乎的一只耳朵在摇。她想，是狼吧？心头一紧，急忙回屋把门拴上，一夜没睡好。凌晨实在憋不住，想想狼也该走了，起床一看，是头驴。

　　这个晚上，让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苦不堪言。但第二天迈步进入洞窟参观学习，她一下子就“呆了”。

　　这似乎是初到敦煌的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常书鸿在文章《我和敦煌》里写道：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

　　和自己的精神偶像常书鸿一样，樊锦诗也感受到了什么叫惊心动魄：“每个洞窟美不胜收，越看越有味儿，一个跟一个都不一样，太好看了，太有意思了，我一下子就爱上了。”

　　“爱”有时要付出代价。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尚未结束，樊锦诗提前回京了。第二年，她大学毕业，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勇敢“接招”，毅然来到敦煌。她不顾家人反对，父亲给学校写信抗议，她偷偷把信藏了起来；她也不顾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和双胞胎姐姐不足月就出生了，落下一个动不动就发烧、晕倒的毛病；她还不顾已有了心上人……

　　樊锦诗坦言中途想过“跳槽”，挥别敦煌，这时常书鸿的身影就会伫立在她的眼前。“当年，常先生在巴黎画坛很有地位，喝牛奶、吃面包、住高楼，但是他却心甘情愿地来到敦煌过着像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好敦煌艺术！他能做到，我觉得我也行。”

　　曾经的苦，她忘了，或者不愿再提，但是她记得那些“甜”。比如说常书鸿经常邀请年轻人到他家吃饭，“他的红烧肉烧得很好”；1981年中秋节，敦煌通电了，“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喜事”；更让她震撼的是1995年夏天的一段经历。

　　据史料记载，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敦煌，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当他睁眼时，只见对面的山上发出万道金光，似乎有千佛现出。乐僔大为震惊，心想是自己的虔诚得到了感应，决定开凿洞窟，住下来修行。以此为发端，洞窟越来越多，历经好几个朝代，成就了当今的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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