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自费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樊锦诗的坚持下，赵声良仍被选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樊锦诗到日本出差，一定要找时间去看看他；每年都给他寄新年贺卡……这些都让赵声良感受到了温暖。

　　赵声良还对樊锦诗在学术上的严谨印象深刻。把考古学应用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上，樊锦诗走在了前列。她关于敦煌石窟考古的报告已经写了十多年，做了大量的考察，赵声良觉得这个报告详尽而充分，全国少有的高质量，但樊锦诗一直不肯拿出来发表。“樊院长喜欢说‘再斟酌一下吧’，在学术研究上她宁肯慢一点，要让文章经得起推敲。”

　　除了对自己严格，樊锦诗对员工也是严格要求。她倡导有责任地向游客开放洞窟，不仅要让游客看好，还要讲解员讲好。在莫高窟，普通讲解员也是半个研究专家。

　　努力地工作，这是樊锦诗认为人生唯一能真正规划的事，所以她从来不敢懈怠。她又说，自己年幼多病，活多少岁都是捡来的，所以豁出去了，活着就要做点事；她还说，希望自己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能无悔地留下遗言：“我为敦煌，尽力了。”

　　祁嘉在敦煌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背影，樊锦诗的名字也将镌刻在敦煌的历史长卷里，熠熠生辉。

　　【记者手记】

　　第一次见到樊锦诗，是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报道时，她是敦煌站的首棒火炬手。直到前一天晚上她还不满意这样的安排，“让一个老太婆先跑，不好看”。她担心这会影响到画面转播的效果，丢敦煌的脸。

　　再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她是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两会结束后留下来办事，费尽周折才肯接受采访。好一阵打听，才找到她的住处，叫景山东街宾馆，在一个胡同里，很不起眼。她说以前国家文物局就在这附近，办事方便，还实惠，单间每天百元左右，有床，有卫生间，有电视，多好。后来国家文物局搬新家了，她对这个宾馆有了感情，就像她对敦煌有了感情不舍得离开一样，来北京还住这里。

　　宾馆经理郭文凤觉得这个老太太了不起，说她虽然是个“人物”，但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己拿行李，自己打水，房间里住多少天都不用服务员打扫，整洁如新。“这样的客人现在哪里找！”

　　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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