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分居的生活也拉开了序幕。
“老彭这个人很不简单,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我没有那么伟大,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一说到彭金章,樊锦诗喜欢用“打着灯笼也难找”来形容。
彭金章也感受到了妻子坚守理想的不易。在他的记忆里,樊锦诗有过两次泪流满面。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原本说好了要在武汉待产,双方的老人都把婴儿用品寄到了武汉。但是樊锦诗还是在敦煌生了,彭金章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坐火车、转汽车,挑着担子赶到敦煌时,儿子还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一见到丈夫,樊锦诗情不自禁,号啕大哭。
他们的二儿子从小寄养在河北乡下姑妈家,五岁时,樊锦诗去看他。妈认不出儿子,儿子也认不出妈。樊锦诗痛哭流涕。
“我们家四个人,有段时间分在四地,我在敦煌,老彭在武汉,大儿子在上海,二儿子在河北。”樊锦诗常感到愧疚,家成了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自己。
她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1986年,他辞退了武汉的工作,一头扎进敦煌,给妻子“打工”。但走上领导岗位的樊锦诗越来越忙,出差是家常便饭,又把彭金章一个人留在了敦煌……
好脾气的彭金章承受着这一切,甘心做着“敦煌的女婿”。他用了8年时间,在北区废洞窟里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 492个增至735个。
樊锦诗很开心,丈夫的成绩是她教育年轻人的好教材。“你看,老彭50岁来敦煌都干出了一番事业,你们的机会就更多了。”常书鸿的口头禅“敦煌有很多事做,而且值得做”,樊锦诗也挂在嘴边。
如今,樊锦诗希望退休了能好好地陪陪老伴,“去哪里住,这次得要让他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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