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是敦煌的雨季。1995年,樊锦诗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天傍晚,她现场监督工作人员垒沙包,以免莫高窟受到洪水的侵害。“这时我觉得余光里有亮光,一抬头,好家伙,天上整个都是金色的,金光万丈,耀眼,太壮观了!一会儿就没了,我就看到过这一次。”
无独有偶。常书鸿在跟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对谈时,提及上世纪50年代,他也见过这样的情景:“……三危山的背后是渐渐变暗的天空,前方是暗淡的呈茶色的沙漠,唯有照在三危山上的夕阳显出极为清晰的金黄色。在带状的金黄色背景下,山脉看上去宛若千尊佛并列而坐。”
或许,敦煌以这样的方式回馈着孝顺她的“儿女”——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樊锦诗被誉为“敦煌女儿”。
王圆箓:反面典型
王圆箓,即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县,生于陕西,在酒泉入道修行,后云游到敦煌。1900年6月,他揭开了莫高窟藏经洞的秘密。敦煌的大量珍贵文物经过他的简单交易流失海外。
“不做王道士!”
刚走上领导岗位,樊锦诗就给自己设下了这样一道心理防线。
尽管时代已经是天壤之别,“王道士那时国难当头、国运不济,现在奥运会、世博会都在我们国家举行了,完全是两回事。”但樊锦诗说,新形势下有新问题。
对世界遗产,有个通病是“重申请、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这个“病”也传染到了莫高窟。
1998年,有关部门计划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理由是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莫高窟的旅游价值。刚刚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顿时傻了眼,“这不是要把这些洞给卖了吗?”
她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抛却了学者的风范、女人的矜持,据理力争,拍了桌子,骂了人,硬是把这场风波给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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