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中研院”情有独钟。还在大陆时期，胡适就是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流亡海外后，胡适受朱家骅之托，为研究院争来一笔可观的资助金。他还于50年代中期，在纽约主持召开过研究院海外院士会议。

    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就任“中研院”院长。在简朴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在祝词中大加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听后不以为然，直陈道：“‘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胡适一直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对蒋介石要胡适把“中研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一事，他也委婉地作出回应：“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研究院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暗指不走蒋介石所指定的政治之路。胡适不愿意政治主宰学术，一再强调独立发展学术，建立独立的学术环境。

    胡适不仅自己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做学术领导工作方面，也显出很高的才能。他痛感人才流失严重：出去深造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五不愿回来服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胡适草拟了十一条措施加以补救，其中有拨专款、设立“研究补助费”、所有研究机构的学术刊物经费由政府承担等项。几经力争，“行政院”在核准这笔预算时，还是压缩了一大半。

    无论是学术威望还是领导才能，胡适均有极大的号召力。台湾文化界在胡适所标举的科技振兴工程的感召下，个个雄心勃勃。胡适也果然不负众望，他在海内外积极搜罗各种人才，并为年轻一代新任院士耗尽心血。举凡申请经费乃至会务安排，他都要亲自过问。他最大的目标是把“中研院”办成普林斯顿研究院那样有国际声望的学术机构。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胡适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对“中研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从小事做起，以身作则作出示范：按照傅斯年在研究院留下的好习惯，不准研究人员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将，并把喜爱打麻将的胡夫人安排在别的地方打。他对研究院发的充满官腔官调的文件很不满。他说：“这班院士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稿子上添上‘吾兄’两字，却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看不惯这样的公文。这样的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研院’不是机关，应尽量避免用公文。”在胡适的指示下，院部文件多用私函发出，并由他亲自签署。他还提醒下属凡用他的名字签发的普通回信，不要用衙门气十足的“胡院长”，而改称“胡适之先生”，体现了一种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胡适的用人标准不是政治第一，而是学问第一。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有一位出类拔萃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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