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投笔请缨从政。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信心，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中宣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开始有了展示的机会。

    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因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有时写些格律诗，如下面一首是写给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诗：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竟，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叶公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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