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虽然时局不宁，但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却是频繁，彼此之间也不乏批评交锋。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涉及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大学者在内的两次言词激烈的文字交锋事件略作回顾，以呈现相关言说的是非得失及其所蕴含的深层学术意义。

　　一、罗振玉对中日学术交流的推动

罗振玉

　　罗振玉（字叔蕴）是最热心也是最早与日本学者交往的人士之一。1898年5月，罗氏在上海开办“教授日语”并“以东文授诸科学”的东文学社，由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任教务”。藤田又引来田冈佐代治“为助教”。在其后两年多的时间中，东文学社除办学之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罗振玉、王国维分别为两书作序，称赞上述日本学者的有关史著，而批评中国“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指有学术价值的化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因而感叹中国传统史书“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东洋史要序》、《支那通史序》）。从时间上看，王国维、罗振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言论，实际要比倡导“新史学”的梁启超早好几年。

　　与此同时，罗振玉经藤田介绍，结识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多名日本学者。当内藤和狩野在江浙逗留时，罗氏曾尽地主之谊，陪同日本学者访书问学，彼此间互赠书画或金石拓片，还广泛讨论学术及文物鉴别等问题。他们交流最显著的作用就是推动了中日两国甲骨文研究的起步。

　　罗振玉的儿女亲家刘鹗（字铁云）从1899年开始收集和辨识甲骨文，到1902年已藏有甲骨5000余片。翌年，刘鹗选取1058枚作成拓片,名之《铁云藏龟》（六册）出版。罗氏作为最早的甲骨文研究者为该书作序，他还介绍内藤湖南到北京造访刘鹗。当时日本学界绝大多数人对甲骨文的真伪表示怀疑，除了内藤之外，只有林泰辅直到1909年在日本《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明确提出这批甲骨“属殷代王室卜人所掌之遗物”，并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等方法，对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卜法和甲骨的卜法进行研究。林泰辅将该论文寄交罗振玉，并向罗氏“索（甲骨文）拓本”。罗振玉读到林泰辅的文章后，复信称自己以前所作的《铁云藏龟》序文及相关研究为“率尔操觚，见嗤都雅，愧赧无似”，而对林文“深佩赡核”，并受到启发而正在“重加研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凡尊考之疑窦，一一皆可瞭然判决”（《罗振玉关于殷代遗物新发掘的通讯》，日本《汉学》第二编第二期，1910年6月）。此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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