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太炎对日本汉学的批评及被批评者的回应

章太炎

　　1910年夏，流亡日本的章太炎看到了罗振玉给林泰辅的复信，大不以为然，遂在他自办的《学林》第1期上刊发长文《与罗叔蕴书》，对日本汉学和罗振玉等人作了批评。关于日本方面，章氏批评“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亦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而“好附会，任胸臆，文以巫说，盖先后进所同”。章氏对日本老辈汉学家如林泰辅、重野安绎等，新一代汉学家如白鸟库吉、儿岛献太郎等虽有所肯定，但从总体上认为“其学固已疏矣”，盲从则应属“无谓”。他尤其尖锐地指出，“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强调日本某些汉学研究斫存有为现实的对华侵略政策效劳的动机。对中国学者方面，章太炎反对有人把国势盛衰与学术优劣混同，“以东国强梁，貤美其学术，得懱截小善，辄引之为驰声誉”，“更相宠神，日绳其美”；进而丧失自信，“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长此下去，难免“紫之夺朱”。他还具体批评罗振玉与林泰辅“商度古文，奖藉泰甚，曾俇俇若有忘也”，“妄自鄙薄”，甚至“心知其违，而幸造次偾起之华，延缘远人以为声誉”（《与罗叔蕴书》），即通过赞扬外人或求得外人赞赏来抬高自己。

　　显然，章太炎此信带有自认中国文明优越和自己学识精博的双重自负，而对近代日本汉学的明显进步缺乏了解，不重视中外学术交流的重大意义，其认识局限无需讳言。但是信中对当时部分中国学者盲从外人，迷失自我，对固有史籍予以蔑视，甚至以学术交流为自己邀誉的作法加以严厉批评，以及率先指出应该注意近代日本汉学与日本侵华国策的关系的问题，又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

　　章信公开发表之后，绝大多数日本学者沉默以对。只有内藤湖南在1911年8月8日于广岛举行的“夏期讲演会”上作了简短回应，称章氏“点名骂倒一切，实在是惊人之举”。这也是事出有因。内藤于1905年被聘为日本外务省顾问，参与“日清协约”谈判。他又与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合谋，偷拍《满文老档》，强行压价掠购《金字蒙古文大藏经》。由于内藤长期在中国东北作史地“调查”，1907年中日两国发生所谓“间岛交涉”时，日本参谋本部又委托内藤编制有关“间岛”的历史资料，写成调查书上报。故章信称日本有汉学家“尉荐外交”，而内藤的辩驳正好成了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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