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也没有理会章信中勿“喜与九能驰骤”，当心“差之跬武，而行迷以卒世”的忠告。罗氏与藤田丰八、林泰辅、狩野直喜等纯粹学者的交流无疑是有益的，但他偏偏对内藤湖南评价最高。1933年，内藤以老迈之躯扶病再来东北，担任“日满文化协会”理事，将其在我国东北用不光彩手段获得的文献编为《满洲写真帖》，翌年病故。当时也在东北为伪满洲国效劳的罗振玉为《满洲写真帖》作序，称赞内藤“抱经世之略”，“交游遍天下，嗜学问逾饥渴，爱友朋如性命”，称内藤之死为“东方学术之不幸”（《满洲写真帖序》）。这又恰恰使得章氏所批评他的“曾俇俇若有忘也”一语成谶。

　　三、桑原骘藏对中国史学的批评

桑原骘藏

　　1922年1月，梁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据魏建功说，该书和梁氏以往的著作一样，“为一般青年所欢迎”。半年后，桑原骘藏即在日本《支那学》第2卷第12号上发表了长篇书评。书评首先表示，梁书中所说的中国史学“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段”，和桑原自己“平素的持论……完全一致”，但他以为梁氏的“科学批判”“还不甚充分”，于是由自己出面对中国的史学和史家作了详细的评判。桑原认为，中国史家“大都过于致力道德文章”，由重视道德褒贬导致造成“主观的历史”，故“中国人所编的历史难以凭信”；重视文章（指文采、文才）而轻忽史料，故司马迁象文学家而“博不足”，而《史记》以下的历代正史，“不过是一种‘入了型’的史料”，能“作本文批判的书，则非常之少”；著名史论家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固然不无多少可以参考的价值，但从大体上看去，拘束的议论多”。总之，“要促中国史学的发达，就得脱离从前的因袭”。桑原略微抬举梁氏，称其“有相当的语学素养，并屡次游历欧美各国，略通其学术、政治。所以似章太炎辈那样，炫着半生半熟的新知识，致招识者之讥的悬念也不多”。这顺带的一句贬斥，表明桑原并未忘记十几年前章氏批评日本汉学的旧事。

　　桑原用了一半的篇幅批评梁书。他说梁氏“一面心慕欧美的新史学，一面又被以前的中国史论家所拘束，踌躇于二途之间，欠一定的主见”；“抑‘断史’而扬‘通史’”，不知“历史的良否在其‘内质’，而无关乎‘外形’”。然后桑原以研究唐末以来东西交通史的权威姿态，对梁书中引用阿拉伯人Abouzeyd（阿布·赛义德·哈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和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Hirth）于192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时的若干不精审之处严加指责，称其“误谬满幅”。比如说梁书以赛义德为9世纪人,桑原则认为是10世纪人；梁书引夏德书中关于中外海船何者先使用罗盘的言论，桑原指出实际上是夏德在引用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谈》且误解原意，而梁氏不察。桑原认为，梁氏所引赛义德和夏德两书的不少内容，最先出处在《新唐书·田神功传》、《萍州可谈》、洪钧的《元史译文补证》中都可找到，而且相关问题在日本汉学界“老早就成为极精细极正确的研究”。桑原认为，由于梁氏读中国史书不够，对日本汉学更不曾“稍微留意”，所以才“错误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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