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原自承写此文颇“肆无忌惮”，是一篇“或许要叫人耳痛的批评”。其实是双方都有“耳痛”。桑原书评中引有梁书的“敢肆口说”，如“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稀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又说“（日本）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这些话显然令桑原耳痛，所以他一面说梁氏“太可笑”，“他的痛骂一点也不足挂齿”，一面作有力批驳，并且反诘说，二十多年前梁氏在《东籍月旦》中“推奖日本人的‘东洋史’，对于拙著如《中等东洋史》，且极力称赞为‘条理颇整，繁简得宜，论断有识’”，二十多年后这一“很可惊讶的变化”，是否说明“政治上由亲日而转为排日的梁氏，难道在学问上也由亲日而变成排日了吗”？（《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桑原的书评在日本发表两年多之后，由魏建功（署名天行）译成中文，连载于1925年11月的《现代评论》第2卷第49、50期,但没有见到梁启超以及其他中国学者的回应。

　　这两次由中日大学者所为，也事涉多位大学者的尖锐批评，实在包含着太多的意义，涉及中日双方如何看待自己和对方的学术水平，学者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问题等等。章太炎和桑原两人知识既精且博，见人见事目光如炬，为文直言不讳，但两者又都怀有不同的民族“心结”。这种心结其来有自，但无疑不利于学术交流的顺利进行。要超越心结带来的各种障碍，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学术还是政治，都极为重要。特别是学术研究，还是要抱持客观公允的理性态度，以平等的精神作自由讨论，才能使双方获益，使学术发展。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人间的切磋、交流、交锋亦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清末民初，中日学界的学术交流与交锋，固然也呈现了不同学人间的学术个性，但本质上还是映衬出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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