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复仇雪耻的口号失去了号召力，然而宋时烈所强调的春秋大义则很难否定。所以金平默认为尊华攘夷毕竟为万世不变之大义，所以朝鲜“倘功成治定，势满气饱，足以有为，必以夷夏之辨，号令于天下，则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后来中国革命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而推翻满清政权，也间接证实了其号召力。既然明室已经不能复兴，兴复明室的口号已经失去了号召力，所以在一部分儒学者那里，北伐则变成了朝鲜实现入主中原愿望的一种途径。韩元震就主张朝鲜当利用北伐的机会，占据天下。韩元震曾提出了自己的北伐战略构想，主张先派兵五万乘战车经辽沈平原而进攻山海关，乘清兵增援山海关之机，再派水军五万渡海直捣清朝首都北京。值得注意的是，韩元震还特别指出，经过此番进攻，如果清人向北溃逃，朝鲜军队不必追击，而应该会师关内，控制关内地区，相信“既覆其根本，传檄天下，则中原万里自当皆响应而归附矣”。
对于北伐成功后的对策，直到19世纪仍有人主张兴复明室。当清政府因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而陷于危机之时，即有人主张朝鲜当“据义绝虏，待时而发，率十万之师，计复华夏，而枭伪酋之首，揭示天下，求大明之裔，更继绝宗，更见天日之复明也”。但是也有人主张朝鲜当自创帝业。如金平默就曾明确指出，如果孝宗的寿命再长一些，取得北伐之成功，则当是朝鲜李氏自创帝业之时。因为如果北伐成功的话，则李氏功盖天下，天命人心自然当归于李氏，而没有归于朱氏的道理。即使孝宗愿意拥立朱氏，天下人心也不会答应。而且强调不仅孝宗当年如此，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他强调朝鲜人应当有此觉悟，尽早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可见，北伐也激起了一部分朝鲜人人主中原的愿望。当时朝鲜民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之所以西戎、北狄与东胡女真，无不入帝中国，惟独朝鲜不能，只能谨守封域，恪勤事大，是因为朝鲜版图像个老人，向西而坐，有拱揖中国之势，所以自古忠顺于中国，而且朝鲜无千里之江河，百里之平原，所以不生伟人，不足以有所作为。这其实是朝鲜人有入主中原愿望的一个反证。
二、大中华与小中华
如上所述，17世纪中叶以后，朝鲜士大夫越来越强调朝鲜已经由夷狄进于中华，甚至认为朝鲜可以代有中华之统，“宗万国而主一治”。那么，这是否证明了“朝鲜中华主义”的成立？对此，拟针对韩国学者所主张的“朝鲜中华主义”概念的含义，结合朝鲜后期思想和政治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辨析。
自郑玉子提出“朝鲜中华主义”概念以来，对道统和皇统没有加以区分，所以有时从文化上将“朝鲜中华主义”理解为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有时从政治上将“朝鲜中华主义”理解为朝鲜为中国之正统。而从朝鲜后期一些思想家的理解来看，主要是从文化上来理解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是，朝鲜自箕子朝鲜以来成为小中华，到新罗、高丽时期再次沦为夷狄，到朝鲜再次成为中华，而在明朝灭亡之后保守了中华之衣冠制度，成为中华仅存之硕果。如韩元震、李种徽、辛梦参(1648~1711)，以及近代的柳寅植都是这样理解的。一般研究者在分析朝鲜后期儒学者华夷观的变化时，往往强调他们从地理的、种族的华夷观转变为文化的华夷观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种族和地域对华夷之辨的影响也始终存在。虽然金履安主张以人论华夷，以中国之人与夷狄相混融来否定中国而证明朝鲜为中华，但是仍然不能否认中华旧族的存在。所以，洪大容(1731~1783)说：“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朴趾源批评朝鲜士大夫“以外藩土姓反陵中州之旧族”之虚妄。并在《许生传》中指出，朝鲜士大夫本来“产于彝貊之地，自称曰士大夫，岂非呆乎？”李重焕(1690~1756)也痛陈“乃我国之所谓士大夫，皆本国人苗裔耳。我国处中国之外，不及参于禹贡锡姓之时，即一东夷也”。这些都是从地域和种族来论华夷之辨的。
尤其是地域的影响更大，即使在中国大陆之内，这一问题也不可忽视。南北朝时期南朝指北朝为“索虏”，而北朝则称南朝为“岛夷”，皆是就地域而论的。要想成为中国正统，则当统一天下，所以司马光强调，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必须使九州合为一统。苏轼也说，“正统之为言，犹日有天下云尔。”商辂等人在编撰《续资治通鉴纲目》时也正是因为元朝统一寰宇而不得不以其为中国正统。即使是南宋这样的汉人偏安政权，陈亮也认为如果不能尽快恢复中原，仅“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也难以久承天命，因为“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系也”。而对于朝鲜这样远离中原，位于别有乾坤的半岛政权来说，即使承认其保有中华之礼乐文物，也不能成为中国之正统。更何况朝鲜未能称帝建元，一直作为清之藩属存在，更谈不上为中国正统的问题。而且，坚持文化的华夷观必然承认华夷互变的可能，即夷狄可以成为中华，中华也可能沦为夷狄。那么，既然朝鲜可以由夷狄变为中华，则不能否认其他种族变为中华的可能性。韩元震从阴阳五行出发，论证只有中国东方和南方的夷狄可以进于中国，而西方和北方的夷狄则不可以，从而否定满洲人变为中华的可能性。
然而满洲族入关以后的变化是不容否认的，清朝的成就也不能视而不见。洪大容指出，满洲人“以其久居中国，务远图，稍尚礼义，略仿忠孝，杀伐之性，禽兽之行，不若其初起之甚”。当时朝鲜有不少人认为，“汉人多才艺，满人多质实，论人品则满胜于汉。”李恒老也说清虽为夷狄，因立国长久，也有其立国规模，而朝鲜上自朝廷，下至闾里，全无规模，所以不可为国，目前只是勉强支撑而已。
金履安承认满洲族也有变为中华的可能性，但是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否认清朝有成为中国正统的可能性。他强调，夷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窃据中原，为中国正统，因为“夫夷而去其夷则贤也，贤必不敢奸中国，苟其奸焉，其贤则亡矣，有何予焉？”而俞莘焕(1801~1859)和任宪晦(1811~1876)则更进一步，认为夷狄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也可能成为中国正统。俞莘焕指出，如果元朝与清朝仅仅能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禁胡服，兴礼乐还不够，“须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方可以正统予之”。任宪晦也认为如果清主改行华制，变夷为夏，且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方可承认其为中华。金平默的观点则比任宪晦更加积极，认为只要清在入主中国以后，能用夏变夷，即可为天下之义主，朝鲜则不必为皇明复仇。在辛亥革命之后，李承熙也仍坚持这种观点，强调满清如能尽行先圣之制，可以承认其为中华，上接中华之帝统，相反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废弃孔孟之道，毁灭纲常，反不如满清之尊崇孔教。
本文摘自《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 作者：王元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