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金履安(1722—1791)认为朝鲜自古与中国在星纪分野、地理环境、礼义文物等方面皆大致相同，所以朝鲜人与中国人同为人类，而其他地方的人则为夷狄，“然(朝鲜——笔者)终不易夷名，盖先王之慎也”。而且自夷狄屡次进入中原，中国人与夷狄混融之后，地域已不足以辨华夷，只能根据人来论，这样朝鲜毫无疑问就是中华。所以金履安对于当时朝鲜人仍自贬为东夷表示不满。他说：“然吾方仆仆然自以为夷，而名彼中国。呜呼，吾言非邪！”

    中华意识的增强也促进了朝鲜儒学者对朝鲜文化的自豪感，觉得朝鲜已经是一个文化大国。一般朝鲜人长恨朝鲜疆域狭小，而尹惜(1741~1826)则说：“愚则以为今天下，惟东方疆域最大。”因为他认为疆域之大小不仅在于地域，更在于文化，“而惟此环东土数千里疆域，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矣，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过去朝鲜之所以称为小中华，是因为有中国这个大中华存在，现在中国已经沦为夷狄，则朝鲜不当再称以小中华，而无愧于中华之称号，朝鲜人不应局于疆域而自小。所以他说：“然则昔日东方之称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地维沦陷，山川变易，曾无一片读春秋之地，而吾东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盖无非中华之衣冠谣俗，则优优乎大哉，奚可以小云乎哉？”

    这种对朝鲜文化地位的推崇在韩元震、金元行等人的言辞中也有很明确的体现。韩元震说：“然则天之所生，地之所养，可谓独厚于东方，而人之作圣贤，治之做雍熙，皆不难矣。箕圣之东来，想亦有见于此，凡我东人，其可昧于自贵而怠于自勉也哉？”金元行(1702~1772)也说：“人不为女子而为男子，不生于今之中原而生于我东，肢体完具而不病，耳目聪明而不塞，顶天立地好个身，岂可虚过了一生？须识得为人之道，行得为人之事，方是真个人。”即使随朴趾源(1737~1805)到中国的下人张福在朴趾源问他是否愿意生在中国时也说：“中国，胡也，小人不愿。”

    然而，中华意识所激起的自豪感不仅促使朝鲜儒学者推崇朝鲜本国，也增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了一元的天下观。黄景源(1709~1787)作《明陪臣传》，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明陪臣考》，提倡陪臣效忠天子，也就是提出朝鲜人效忠于中国皇帝。

    朝鲜儒学者在将清朝统治中国视为“神州陆沉”、“天下腥膻”的同时，强调朝鲜作为中华仅存之硕果，负有扫清中原，恢复中华的神圣使命。申维翰主张：“中国有圣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然者，天下以春秋之柄不与中国而与东方也，章章哉。”成大中也在强调朝鲜为“文明之乡”的同时，认为朝鲜足以“代有中华之统”，“宗万国而主一治”。

    1863年，后来成为近代斥邪卫正运动精神领袖的李恒老题壁述志：“承羲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孟朱宋之统，绪立五常五伦、天地人物之本体，死生不足以动其心，贵贱不足以易其守，古今不足以限其至。”他在学问上要继承伏羲、黄帝以来中国之道统。学问的具体下手处，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就是：“朱书拟辑东儒说，青史行删北帝编。”后来在长子李竣和弟子金平默、柳重教等的帮助下，编撰《朱子大全劄疑辑补》和《朱子大全集劄》，以及《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编撰前两书的目的在于整理朝鲜关于朱子大全的注疏，确立定论，而编撰《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的目的在于重新编撰宋元历史纲目，以改正明朝商辂等人所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勉强以元朝为中国正统的做法，并将高丽历史编入纲目。由此可见，不仅他的学问是从包括中国和朝鲜的天下出发的，而且积极将韩国历史并人中国历史，以表彰朝鲜以夷狄而进于中华。

    一元的天下观的增强，代中国天子行礼乐征伐之权的认识也进一步激发了一部分朝鲜人北伐的欲望。在18世纪仍不断有人主张北伐，如李栽(1657~1730)著《北伐议》，认为朝鲜虽不可轻率北伐，但是“亦不当胶柱而鼓瑟。苟能体祖宗必东之志，审政治缓急之宜，任贤使能，绝偏党反侧之私，训兵积粟，为内修外攘之策，俟天下有变，相时量力而动”。安锡儆(1718~1774)在《拟大庭对策》中也曾建议朝鲜国王以北伐为志。黄胤锡(1729~1791)也梦想着能助中华真主，与清兵鏖战于辽野。到了近代，金平默(1819~1891)还认为朝鲜“上策莫如自治，自治则虽得志天下可也”

    吕运亨(1886~1947)的祖父吕圭信(？~1903)还向朝廷建议北伐，并为此四处奔走，联络同志，  参与组织秘密结社，事情败露后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之中，仍念念不忘北伐，每天研读兵书和算学。然而到朝鲜英祖、正祖时期，明朝灭亡已近百年，仍看不到明朝有复兴的迹象。所以像韩元震、黄景源等人都认识到明朝已经不可能复兴，那么为皇明复仇的口号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如果朝鲜勉强出兵，反而会受到中国人的抵抗。金平默也指出，朝鲜如果打着为皇明复仇的旗号举行北伐，必将受到中国人的讥笑。

    不仅对于中国人来说为皇明复仇失去了号召力，对于朝鲜人来说，为本国雪耻和为皇明复仇也同样在逐渐失去号召力。其实宋时烈当年即对朝鲜人心渐晦，安于对清事大而表示担忧。而到了后代，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1749年黄景源曾感叹道，当初清人入关时，朝鲜士大夫无不悲愤，不愿为戎狄之臣，中夜涕泣，未尝不思皇明之恩，然而不到百年，风俗大变，见清人而不以为耻，满朝文武中心不忘明室者已寥寥无几。安锡儆(1718~1774)也指出当时朝鲜社会流传这样一种观点，“盖其论云苟能全有天下者，皆天子也。天下之主也，或起华夏，或起夷狄，皆天之所与也。人之臣附者，亦何择之有哉？大明固天之所与也，今清独非天之所与乎？若非天与，则能百年完全，尚无败缺也哉？且朝鲜虽称小中华，而尚有夷音，则是亦夷也。以夷臣于夷皇，抑何害乎？”李山云曾作诗讽刺华阳洞万东庙。对此，金平默感叹道：“衣冠不更之中，能知夷夏之辨，君臣之义，怀‘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心者几人？夏服而夷心，外明而内虏者相环也。今以衣冠之不更为足，以尊中华而报帝德则末矣。”所以当看到清朝衰落时，也有人认为朝鲜之于清臣事已久，而清对朝鲜亦有不可辜负之恩惠，乘清衰弱之际而背叛之，则是负义忘恩之举，所以认为朝鲜不可因为推崇已经灭亡的明而轻率地背叛清。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避难热河，藩属国中只有朝鲜遣使问安。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 作者：王元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