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康香阁
□受访者: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 汤一介
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著名学者汤一介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从1990年开始设想的《儒藏》工程,到如今的儒学研究院规划,汤一介要搭建一个怎样的中国儒学研究平台?
三项规划+三大课题
康香阁:请谈谈为什么要成立儒学研究院?
汤一介:这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国内高校里,四川大学设有一个道家道教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设有一个佛教研究基地,至今还没有哪个大学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要建立这样一个基地,但遇到了不同意见。北京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思想是各种各样的,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在北京大学,是当时批判儒学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建立一个儒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的传统不相吻合。其实不然,五四时期是把中国传统中糟粕的东西去掉,并不是要抛弃整个传统。
康香阁:儒学研究院成立后,规模有多大?
汤一介:现在的规模还不会太大,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作为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下学期就准备开“中国儒学史”,请9个分册的主编把自己研究的这一段的中国儒学史问题讲清楚。
康香阁:如此说来,现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研究传统文化的儒家研究院,是有了一定的基础?
汤一介:应该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一是我们已经完成了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准备到明年五四推向社会,二是《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36本。成立儒学研究院,就是要把北京大学文科各系研究儒学的力量整合起来,加强研究队伍的力量。儒学研究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加强与校外、国内外的儒学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有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康香阁:如何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就是说,首先要开展哪些具体研究工作?
汤一介:我制定了一个10年规划,大概分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第一步是要把《儒藏》(精华编)共330本编完,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也是属于基础性工作,是为后人研究儒家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文献材料基础。第二步要编一部《儒藏总目提要》,就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样。要了解儒学著作的整体情况,就可以通过《儒藏总目提要》来了解它,这项工作的基础工作《儒藏总目》正在进行中。《儒学总目》是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编辑,仅经部这一部分就收录儒家的著作14000种。
康香阁:第二个方面的研究要做哪些工作?
汤一介:第二个方面,就是这10年要为儒学的研究解决三个比较大的课题。
第一个课题是编一套《中国儒家经学史》,我们已完成的《中国儒学史》是讲儒家的思想史。可是,中国文化传统“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乐经散失了,传下来的只有“五经”。中国的历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都离不开原始的经典,因为它们不仅包括思想文化,而且包括制度文化和器物性的文化。
康香阁:其他两个课题是开展哪方面的研究?
汤一介:第二个课题,是要编写一套《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从中国历史上看,虽然儒释道是三家,而且他们之间的思想也不大相同,可是并没有因为思想不同而发生冲突,它们之间有辩论、有问难,没有因为宗教打仗。做这部史就说明一个问题,宗教虽然不同,但可以共处。不仅能够共处,而且能够在互相影响和互相讨论当中共同发展。假如我们做好了这样一个榜样,等于告诉世界,中国曾是这样一个状况,可以因为思想不同,而不发生矛盾、冲突、战争,为“文明共存”作出理论上的贡献。
第三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三代起是个源头,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间,其他文化不断地加入,长期来看,中国文化的自身是个源,其他文化的加入都还是流。就像中国故有文化和佛教禅宗的关系一样,中国自身的文化是源头,马克思主义是汇入的流。 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文化的主体性。
康香阁:这三个大课题都是站在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展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请您谈谈儒学研究院第三个规划。
汤一介:第三个方面规划是面向现实的问题。也分三个课题,第一个题目是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第二个题目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刑礼合治”问题。第三个题目是研究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