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康香阁 

□受访者：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 汤一介

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著名学者汤一介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从1990年开始设想的《儒藏》工程，到如今的儒学研究院规划，汤一介要搭建一个怎样的中国儒学研究平台？

三项规划+三大课题 

康香阁：请谈谈为什么要成立儒学研究院？

汤一介：这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国内高校里，四川大学设有一个道家道教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设有一个佛教研究基地，至今还没有哪个大学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要建立这样一个基地，但遇到了不同意见。北京大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思想是各种各样的，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在北京大学，是当时批判儒学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建立一个儒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的传统不相吻合。其实不然，五四时期是把中国传统中糟粕的东西去掉，并不是要抛弃整个传统。

康香阁：儒学研究院成立后，规模有多大？

汤一介：现在的规模还不会太大，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作为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下学期就准备开“中国儒学史”，请9个分册的主编把自己研究的这一段的中国儒学史问题讲清楚。

康香阁：如此说来，现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研究传统文化的儒家研究院，是有了一定的基础？

汤一介：应该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一是我们已经完成了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准备到明年五四推向社会，二是《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36本。成立儒学研究院，就是要把北京大学文科各系研究儒学的力量整合起来，加强研究队伍的力量。儒学研究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加强与校外、国内外的儒学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有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康香阁：如何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就是说，首先要开展哪些具体研究工作？

汤一介：我制定了一个10年规划，大概分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第一步是要把《儒藏》(精华编)共330本编完，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也是属于基础性工作，是为后人研究儒家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文献材料基础。第二步要编一部《儒藏总目提要》，就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样。要了解儒学著作的整体情况，就可以通过《儒藏总目提要》来了解它，这项工作的基础工作《儒藏总目》正在进行中。《儒学总目》是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编辑，仅经部这一部分就收录儒家的著作14000种。

康香阁：第二个方面的研究要做哪些工作？

汤一介：第二个方面，就是这10年要为儒学的研究解决三个比较大的课题。

第一个课题是编一套《中国儒家经学史》，我们已完成的《中国儒学史》是讲儒家的思想史。可是，中国文化传统“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乐经散失了，传下来的只有“五经”。中国的历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都离不开原始的经典，因为它们不仅包括思想文化，而且包括制度文化和器物性的文化。

康香阁：其他两个课题是开展哪方面的研究？

汤一介：第二个课题，是要编写一套《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从中国历史上看，虽然儒释道是三家，而且他们之间的思想也不大相同，可是并没有因为思想不同而发生冲突，它们之间有辩论、有问难，没有因为宗教打仗。做这部史就说明一个问题，宗教虽然不同，但可以共处。不仅能够共处，而且能够在互相影响和互相讨论当中共同发展。假如我们做好了这样一个榜样，等于告诉世界，中国曾是这样一个状况，可以因为思想不同，而不发生矛盾、冲突、战争，为“文明共存”作出理论上的贡献。

第三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从夏商周三代起是个源头，它在流动的过程中间，其他文化不断地加入，长期来看，中国文化的自身是个源，其他文化的加入都还是流。就像中国故有文化和佛教禅宗的关系一样，中国自身的文化是源头，马克思主义是汇入的流。 这个问题做好了，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文化的主体性。

康香阁：这三个大课题都是站在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展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请您谈谈儒学研究院第三个规划。

汤一介：第三个方面规划是面向现实的问题。也分三个课题，第一个题目是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第二个题目是研究中国社会的“刑礼合治”问题。第三个题目是研究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