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经看到多家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全国公映，与此同时，当年唐山大地震的两位幸存者——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和作家王家惠也搭电影的‘顺风车’，联合推出了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该书得到了蒋子龙、莫言、周梅森等十余位作家的联袂推荐，由新世界出版社发行。”这样的报道也许是出于媒体的惯用套路，也许是一种完全有意的炒作。当然，作为小说作者刻意要搭电影“顺风车”的主观意图，也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况且，报道还特意搬出蒋子龙、莫言、周梅森等十余位作家为小说装门面，这可就不单单是搭电影“顺风车”的问题了。

以作家关仁山的创作实力和其近年来的文学影响力，创作一部亲历题材的地震小说，要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其实根本不需要借助文学以外的那些市场化手段。但是，近年来我们的许多作家，说起来都有点鬼迷心窍。他们在每一部作品的创作之初，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要在艺术上有何独立的贡献，而是其发表后会有多大的市场。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能赚来多少大大的钞票。就拿关仁山的这部小说来看，为什么书名还要叫《唐山大地震》？为什么一定要在冯小刚策划拍摄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同时来写这样的一部小说？因为他们作为亲历者，早就应该也可以写出这部小说。包括小说的发行时间和媒体的报道时间，几乎都和电影捆绑在一起。这就不能不说他们确实是故意要搭电影的“顺风车”了。而据关仁山所说，是书商要求助阵，与他几乎无关。

一部作品成功了，以及一部作品被炒起来了，或者干脆就是一部作品赚钱了，那么，就有无数类似的作品或者仿制品很快跟上来。这就是我们的文坛现状，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艺术病症。不然，何以已经有了当年钱钢的震撼人心的《唐山大地震》，却又一定还要把根据《余震》改编的电影也叫做《唐山大地震》？而紧接着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还要叫做同样的名字？既然是不同艺术类型的创作，既然是重新的一种创作，当然就需要有更高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突破，那么，能不能让书名、影名更艺术化一些，或者更有独特性一些？这其实是避免跟风嫌疑的最首要的一步。

我们之所以如此对《唐山大地震》的写作者们不依不饶地问责其跟风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两部《唐山大地震》本身的问题。这实在是当下整个文艺界非常普遍地流行着的问题。回首以往，《明朝那些事儿》火起来之后，很快就有“唐朝那些事儿”、“宋朝那些事儿”，一窝蜂地都在拿“那些事”说事。在小说中，一个“大帝”站立起来，无数个朝代的帝王又是一股脑蜂拥而至……文学是如此，电影、电视剧就更不必说。就拿名著改编来说，第一轮的名著改编的确成功了，而下一批的编导们早就格外眼红了。重拍经典也就很快成了香饽饽。于是，《三国》被重拍，《红楼梦》被重拍，《水浒》、《西游记》的重拍也都在酝酿谋划之中……

问题是，这样的一窝蜂式的群体性动作根本上目的何在？意欲何为？如果真的是完全为了艺术，或者起码是按照艺术规律创作，当然是值得肯定，也应该给予理解。然而，可惜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凡是跟风效仿，甚至赶热闹、瞎起哄者，根本不可能是为艺术而艺术。归根结底，都是利益驱动。跟风者之所以热衷于“跟”，实在是因为他们眼中看到是被“风”吹得大大鼓起来的钱袋子。

在我们的文坛上，在我们的艺术界，如果此风大涨，只能是艺术受害。如果说，那些带有原创意味的自写作的作品，只是为了利益而跟风，其对于艺术的伤害还顶多是败坏风气而已。那么，那些对经典的改编和重拍，如果也是在明显的或者潜在的利益驱使下去跟风，其对于艺术的伤害程度更是难于估量的。就比如对于《红楼梦》的重拍，让我们怎么能认为编导者是出于维护艺术或普及艺术的目的呢？因为，前拍的《红楼梦》已经是被国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电视剧艺术，无论从尊重原著的角度还是作为电视剧艺术独创性的角度，前拍《红楼梦》都称得上是无可挑剔。而重拍者也并没有提出之前的作品究竟有哪些明显的艺术缺陷。那么，你的重拍究竟是为了怎样的艺术负责呢？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表明你是出于对艺术的完善和超越，人们就只能怀疑你重拍的动机。因为重拍经典又在成风，因为经典更容易吸引眼球，所以重拍就更有利可图。一旦失去了艺术上的责任感，只想靠那些现代的以及时尚的技术手段来重拍经典，最终落得个众声唾骂的结果，无疑就是很自然的了。

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的艺术创作也不是一点都不需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是，如果我们的创作一味从经济利益出发，而且，我们的创作又为了经济利益而只能相互跟风。那么，未来的艺术，一定会完全堕落为经济利益的奴婢，同时也就完全会失去艺术的创造力。而真正的艺术，是天然地本质地反商业的，她更是永远需要独创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