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执教，编撰《国史大纲》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昆明，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同他在北平时讲课一样，教室内外都挤满学生。学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课外找不到

这类书籍来读。钱穆有感于此，并在朋友们的提议下，决定编撰一部中国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关中国通史的笔记，开始整理编写。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课余奋力写作，完成了8篇、46章，30万字的史书。因“苦书籍之未备”只能依据他的笔记和超人的记忆力“大刀阔斧”地进行撰述，因而取书名为《国史大纲》。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谈到编撰中国通史既要简明扼要，又要做到以下二者：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文化社会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钱穆就是本着“通史致用”、“考史明变”的主张，按照《春秋》笔法，在《国史大纲》中考察了我国各个历史时代的“世运兴衰”和“人物贤奸”，他特别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考评，十分赞赏和推崇太史公在《史记》中创立的“列传”体。后来，他在《张晓峰五千年史序》中谈到：“史之本质虽在事，而事之主动则在人，历史记载人事，而人为事主，无人亦何来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于群业……故列传一体，实为史书中最进步最完备，而又得历史之真情真意者。”

钱穆毕生所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当西方文明随坚船利炮传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因应？我们是否应该抛弃所有传统，全盘西化？是否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取？二十四史，只为一帝王家谱？中国几千年只有封建专制之黑暗统治而别无建树？钱穆的答案是：否！此外，中国古代政权是否只掌握在贵族阶级手中？钱穆的答案是：否！自汉唐以来，中国已成为一个大统一的士人政府。即权力掌握于知识精英手中。布衣可以封侯拜相，就是说普通人也有机会掌握权力。自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尤其打开了掌握政权的方便之门……钱穆对待历史始终充满了温情和敬意，他一生学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旨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时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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