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变革的前夜，钱穆忧心时局，南下广州，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历史也没有想到，从此，一代史学大师从此与岭南结缘，得以在平静的学术环境下构建自己学术研究体系，几乎凭一己之力延续了中华文化最纯粹一脉。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亚洲文商学院在夜间上课，系夜校性质，由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教师有唐君毅、张丕介、罗梦珊、程兆熊等。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 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亚洲文商学院在香港九龙佐顿道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楼上举行了开学典礼。

亲眼目睹新亚书院创办全过程的徐复观在《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中称：“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余英时也回忆说：“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事实上，钱穆心中“新亚”一词即“新亚洲”之意，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钱穆希望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建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中心。

钱穆主讲的中国通史课，是学校最大的号召力量。新亚书院迁入桂林街后，来访的学人增多，限于学校的规模和经费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创办文化讲座，利用晚间无课的时间，每周洽请校外学者做公开的学术讲演。新亚文化讲座每周末晚上7至9时在桂林街校舍的四楼大教室举行，可容纳百人左右。每至周末，无论是寒暑风雨，校外来听者常常满座，留宿校内的新亚书院学生只好环立于旁，挤立墙角而听。新亚文化学术讲座从1950年11月开始，到1955年初举办了139次，共讲1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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