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老师70岁的时候一些朋友就有出个集子庆贺一下的意思，但终因得不到先生的认可而作罢。一晃10年过去，重提此事，先生态度依旧，但拗不过我们的坚持和师母的撺掇。于是我就给师友们发邮件，并最终编成了这本书。

　　也许我首先应该在这里给方方面面的朋友道声感谢——确实应该，但我心里真正想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一种对文化和命运的陌生感。是的，陌生感。我记得开始时余先生的反应，“不要搞不要搞！说什么？有什么可说的？”我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在把集子编好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有点理解了，就像理解古人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样。先生说完无语的那会，我就想到了这样的诗句。

　　我感觉自己跟先生的关系比较特别。2008年社科院研究生院30年院庆晚会上，朱绍文和樊纲作为师生代表被邀请上台。主持人朱军问朱绍文：“您觉得您跟樊纲像是什么关系？”80多岁的老先生稍稍沉吟，说：“父子关系！”虽然老话说“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知识是产品，学费是价格，也逐渐成为事实和共识。我现在在高校教书，就经常在这两种定位间困惑游移。但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这个问题。

　　我跟先生初见是在1987年冬天的济南。当时有个全国周易研讨会，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帮忙会务。在参观李苦禅故居万竹园的时候，我跟先生碰到了一起。因为当时人道主义是热门话题，我对刘大杰、李泽厚等对魏晋玄学的一些论述比较有兴趣，又因为记得这位先生大会发言说到王弼时气势很足，就攀谈起来。记得当时他说自然和名教的矛盾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我则遵从流行的说法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先生很认真但并不生气。后来我就给他写信继续纠缠，他不仅不以为忤，还调侃说我们两个书呆子谈起学问来居然如此煞有介事。快毕业的那年，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招生广告，先生的名字赫然在列——我一直以为他是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于是就写信说我想报考，而我此前是一直没想过读博士做学问的。先生很高兴，说注意注意外语就行了。结果我外语过线，而其他成绩更是高得出奇。据孔繁老师女儿透露，阅卷的牟钟鉴老师还曾专程到时任所长的孔老师家推荐我这个考生。我猜牟老师很可能仅仅是履行余先生的委托而已，因为专业课试题就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煞有介事讨论过的郭象。

　　师母不止一次地说起我像先生，像他年轻的时候。从每次去东单小平房请益时都给我做吃的，我感受到了这点；从有次在太湖学术会议上因我放言无忌惹恼了某教授，而某教授又是先生师兄并以此身份对先生啧有烦言，因此先生在大庭广众对我大声呵责，我也感受到了这点。

　　除开那次骂我，我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在平常我们师徒间不断发生的争论中我可是睚眦必报、未遑多让的。我很愿意将此宏大叙事比作两代思想者的相遇；这是我们关系的另一层面。相同的是气质、关切，不同的是经历、学术范式。我把文章给先生看，他总是青眼有加，而他老人家不耻下问地把稿子给我看时，我却经常是大言不惭提意见。他总是问我“你办《原道》，原出个什么道了没有？”好像道是个概念或命题。开始还有激励的意思，后面就颇有些不满了。我反问他：“您自己呢？”他开始是说冯友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后来又提出自己的“中和”二字。我想起李泽厚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不过他只是想引出自己的结论，我顺杆子捧哏，他就抖出“巫史传统”四个字的包袱。他们是一代人，对道的理解有一致之处。而我理解的道则是不可说的，只是一种追问和阐释的对象。这是黑格尔与现代哲学的区别；知识论的与价值论的、理念论的与历史主义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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