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写玄学，虽然他挺重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但总脱不了有无本末的概念框架，我说这文章只是从汤用彤先生那里迈出了半步，“应该乾坤大挪移，从自然名教关系理解本末有无，政治而不是什么哲学才是玄学的主题”。先生有点生气：“汤先生是我的老师，你以为我像你啊——欺师灭祖！”呵呵，喝酒喝酒。

　　这个问题实际跟我们1987年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不过我已经不再扯什么理性感性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实际是在先生的指引之下确立了玄学作为政治哲学的定位，但感觉理想与现实虽然可以把政治哲学内涵很好地导引过去，但这种表述可能还是有点问题。一是这个词本身不严密，不是描述而更像评价——所谓的理想具体是指什么呢？第二，如果是理想，那就隐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政治是利益和权力的博弈，只有通过这个关系才能进入社会语境，才能获得正义或道德的具体把握。而理想则意味着对这种关系的终极解决方案。这样一种绝对的义和善，以对某种集团的绝对性预设为前提，而实际这不过是一种信念和幻觉。它可能导致理性主义，导致对某种执政和行政的绝对正当性论证。而先生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影响很深，对历史和政治都是一种观念论的思考方法。最近我把一篇写王弼政治哲学的文章送呈先生，文章认为王弼是从现实出发追求一种更大的合理性和更好的操作机制，是一种基于自身政治文化背景的现实努力。先生对此不以为然。

　　再就是对儒教问题的态度。我认为相对于哲学，宗教是一个解读儒家文化的更好的框架，因为它可以把天、仁这些儒家思想理念由知识的范畴转换成存在的范畴，在生命和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把握。但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我知道他的老师冯友兰先生坚持哲学高于宗教，知道他是基于对任继愈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的了解而做出如此判断的。但我认为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的事也在在多有，所谓“理性的狡计”者是也。

　　大概也就是在这些议题上话不投机吧，我们这对性格、性情相似的师徒的聚首肉照吃，酒照喝，但谈话却不再那么书呆子，也不再那么电光火石，而是关于北大国学班讲课的逸闻趣事等闲话似的云淡风轻。先生颇有兴致，我也跟着乐呵，老有所乐啊！不过我从很多渠道知道这实际只是一个商业操作的项目，它的广告不仅短信发到我手机上，电话还直接打进来要我接收传真，说导师中有余敦康等大师级学者！

　　黑格尔的话很好地解释了一个人的作品就是这个人生命的全部。先生对纪念文集的默然态度，或许包含着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吧，而我借着酒劲又依稀看到了他那份不知老之将至的壮心不已。那么，我的陌生感又是什么呢？似乎因为这些，又不完全因为这些。

　　等先生90岁时再编一个集子的时候就专写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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