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倘若一个社会，其致力学术是为追求实用上的利益，那么，至少我们不得不担心，在这个社会中，究竟还能由谁去承担思想的任务、去追求真理的本身呢？

　　学术应该远离功利，保持对于社会利益体系的独立地位。学术一旦被融入社会利益体系之中，成为社会利益中的一员，成为某一特定的利益领域，其结果必定是学术丢弃其为整个社会服务的使命。而这种丢弃，同时即意味着学术背离了自己的本质，走向了异化。这是一条公理。学术只有通过与社会利益体系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充当整个社会的良知。也正是源自这一距离，才产生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纯洁性和它的每一个成员的纯洁性。

　　但是，眼下中国大学，却存在着学术功利主义的思想。比如，学术研究以争取项目经费为导向的情况就常常出现。有人以为，科研经费之争取，并不伤害学术的事业，倒是为学术的发展寻求经济上的保证。然而，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为争取经费而设计、而投标的课题源自哪里？其价值又是由谁来判定？当然不可能是由提出课题的学者本人来认定。它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由专家组成。

　　问题在于，这些专家又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判断所报课题的价值的呢？在这种形式公正的项目审批制度中，学术的独立是否就能够保存？值得存疑。理由在于：学术发展是由思想本身所引领的，其根本的动力来自于研究者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性。既云创造，就是能突破任何现存的评价尺度，它的价值并不是集体打分所能评判的。我们这个民族既要在科学和真理的事业中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就必须对一切可能的学术创造给予足够的尊重。然而，在集体打分的项目审批制度中，这种尊重很难不被消解掉。

当代为何难有大师？

　　人类对知识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本身即有崇高的价值，非关社会之一时的功利需要。诚如黑格尔之所云，真理就是它自身的尺度。也如古希腊人对哲学的认识：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与求功用，是两码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思想传统的伟大民族，从先秦时候起，即以闻道、论道为学问的根本。然而，在今天，视这一传统为迂腐的、为落后的，却大有人在。其结果，便是学术功利主义思想的逐渐流行。

　　学术功利主义既已展开，有关课题立项与经费使用的种种价值词便不绝于耳，诸如“投入与产出”、“竞争与效率”等等。在这类价值词的包围之中，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当代学术界再也难以产生“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大师。

　　在有的地方，教师在高校中的职称评定，也是以是否已经获取某一级别上的立项课题作为重要标尺。这种情况说白了，这是要求高校教师在科研上有能力“拿到订单”——如此之大学，与企业何异？

　　倘若我们的每一所大学，都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都属于知识产业的一部分，那么，把大学办成企业，不但无可非议，且正是其成功之处。不过，并非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技术学科的教学研究单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科学共同体和民族的精神中心的大学，今天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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