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远在悉尼的老友康丹（DanielKane）突然写信给我：

　　我有很不幸的消息。我妻子叶晓青6月22日去世。最近三年以来，她一直患癌症，但还是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一月底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因为她的腿疼得厉害，几乎不能走路，她怕是癌症复发，只好回到澳大利亚来检查。我们有一点后悔，走的那么仓促，没有时间跟你和在北京的其他的很多朋友好好地告别，但没有办法。检查以后，医生们说她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生活了……

　　这简直把我惊呆了！要知道，仅只在半年多以前，即去年12月14日，我们才在清华国学院为康丹主持了一次“国学工作坊”。这位博学的老友，以“辽代汉语与北京话的起源”为题，报告了他本人利用契丹语文献对汉语词汇的音写形式，来考察辽代“南京”（即今北京）汉语诸语音特征的新收获。叶晓青当然也陪着外子同来，他们两人从来就那么形影不离。在讲演和座谈中，他的研究那么引人入胜，而她对这个话题又那么如数家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我怎么那么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看出来呢？———但也许不光是我，那场讲演的主持人是姚大力，可他前不久还来要叶晓青的电邮地址，说是在工作坊中顺便向她约了一篇稿，说明他也是什么都没看出来吧？

　　晓青是我多年的朋友。她和康丹造访过我当年位于古城的小家，我们曾因陋就简地在我的书房里，支起锅子涮羊肉；我也造访过他们后来在澳大利亚使馆中的家，非常豪华地留宿在他们的客房里。不过，还是让我从追忆的意识流里，摘取两个更加戏剧性的场景，以为永久性的定格吧：

　　一次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们碰巧都访问那里，当时正值九十年代初。晓青心事重重地问我：改革开放还能坚持下去吗？我则信心满满地望着窗外，指着朝着内地轰隆而过的运货车队，认定没人能阻挡那物流背后的经济动机。在那个节骨眼上，知识分子已显得相当孤单，但知识阶层自身还没有被外部的理论话语所颠覆和瓦解，所以彼此交流起来还心领神会，不像往后越来越心劳日拙……

　　还有一次是三年前，我在墨尔本开完会以后，顺便到悉尼来看看歌剧院。康丹和晓青开车拉我回家，不想路上却遇到大到恐怖的雷雨，不得已只好找个车棚停下来，专门让汽车避避雨。由此晓青特意告诉我，这部车子是他们新添置的，并且很为这次“鸟枪换炮”而骄傲。我这才稍微留意一下：那却正是韩国产的伊兰特，搁在北京也不过就是个出租车罢了。再联想康丹的资深教授外加系主任的地位，收入原本应当不错，更感觉这一对贤伉俪，真是志不在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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