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这篇文章的动机，萌生于某种特殊的环境。它的作者叶晓青，1952年生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喂猪种稻。九年之后，她回到上海，数年之内便因一系列拓新之文，而跻身于中国最有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之列。

　　叶晓青曾被上海社科院聘为研究人员，后又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奖学金。她的论题关乎上海早期的文化转变：它为什么如此迥异于中国的其他地方。当北京的知识界为“国粹”而忧心忡忡时，上海人却怀着极大的热望走向了现代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她为了探寻答案而追根溯源，发现了上海人的混杂性，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既有动力又有雄心。她1991年的博士论文是一部拓荒之作。它从未被人遗忘，其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年中还与日俱增，为新一代学人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期间，她遇到了康丹（DanielKane），他是墨尔本大学的一位汉学家。他们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饭堂里开始了交谈，谈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夜复一夜。这场始于1986年的对话，整整持续激荡了24年，因为他们结婚了。可时隔不久，叶晓青却罹患乳腺癌，为此她饱受病痛的折磨。

　　即使如此，经过治疗以后，她仍然顽强地询问专家：自己是否还有怀孕的可能？尽管风险重重，那位肿瘤学家仍然强烈地支持她。这位医生名叫易安（Ian）；而晓青和康丹在得子之后，就用此来为自己的儿子命名。

　　叶晓青先在莫纳什大学担任讲师。1995年，当康丹被任命赴北京就职时，她也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研究一个自己在研究早期上海时遇到的悬案。有位唱京剧的戏子，曾被指控诱拐年轻女子并强娶她为妻。可在经历过黑龙江的一段流放之后，他又露面于北京甚至还进宫表演。怎么会这样呢？

　　她由此探索皇室档案，那些文献如此枯燥，数百年来无人过目。她发现了另一座金矿，并开始研究皇室、社会顶层精英、戏剧表演者、底层之间的关系。她发觉，在这些阶层及其品味的交互影响中，这种戏剧——即后来所讲的京剧——得以发展。基于这一研究，她撰写出一长串论文，很多都发表于国际顶级刊物。

　　1997年，康丹被麦考瑞大学聘为中国学教授，叶晓青也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在该校获得了专门研究的职位。她热情地投入教学，既启发了对中国所知甚少的澳大利亚学生，也让那些曾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中国学生获益匪浅。他们位于悉尼西南部的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常有一群中国访问学者畅谈到深夜。

　　叶晓青的癌症于三年前复发，而她则更为努力地投身于研究和写作。她原本计划赶在年底之前，完成关于仪式戏剧和皇宫的著作。而一旦发现自己来日无多，她更是全力以赴来完成这本书。她为此一直奋斗到四月底，而此书旋即被香港中文大学接受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建议叶晓青编出其作品选。她实现了这一建议，此文集将于今年年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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