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晓青夫妇向来都是成双成对的，所以她这么倏然撒手，不要说康丹本人了，就连我都感到闪得慌！事实上，就连他们这次访问清华国学院，也是各自准备了一个讲题的，记得她曾在电邮中说：

　　自己也可给你们讲个完全汉学的题目：藏红花作为不同用途的多次引进和丝绸之路的盛衰。这个题目我已准备了好几年了，这么小的题目，越做越复杂，域外与希腊罗马埃及，以及波斯等有关，中国史上，时间上牵涉到唐和元。

　　只是，当时清华国学院才刚刚恢复，而国学工作坊也才刚刚启动，一下子无法同时安排两讲，所以就打算“以后再说”了，———而谁知根本就没有“以后”呢！早知这样，我当然会先安排她来讲的。人生啊人生，简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留下难以追补的遗憾！但愿晓青临终前编定、交稿给陈平原夫妇的遗著，能把她这个研究成果收纳进去。

　　回想晓青这一生，恐怕无论苦乐，都免不了要跟“偶然”二字相连，———偶然到澳大利亚去深造，偶然在那里跟一位老外结缘，偏又偶然地染上了这样的痼疾……要不阎王爷身边那对专门接引魂魄的小鬼，怎么一个叫做“黑无常”，一个叫做“白无常”呢？而她对这种偶然性所做出的反抗，从而总还显出某种必然性的，就一个要数她那即将印成书册的学术研究，另一个要算她豁出性命生下的儿子易安了。

　　所幸的是，康丹在来信中说，晓青临走前没有多少痉挛和挣扎：“她没有多少痛苦，只是越来越软弱，睡得越来越多，到失去了意识，过了几个小时，就离开我们了。”但反过来说，她却又把痛苦留给了我们，让我们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并久久地停驻在追思中。正因为如此，为了寄托哀恸之情，这里特地把2010年7月10日刊载在《悉尼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的讣闻摘要转载如下，———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中国的学界知晓，又有一位同道离开了我们。

叶晓青(1952—2010)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刚从“文革”的动乱中抬起头时，一篇题为《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的论文，震惊了中国大陆的权威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更出人意料的是，其投稿人竟是一位初出茅庐、二十来岁的女学者。这篇功力深厚的文章研究了中国19世纪的知识分子曾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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