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去任老家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伏案工作。我们到后，他立即走出书房，在客厅里与我们交谈起来。我们首先感谢任老为《中华大典》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对他90高龄仍全力关注、亲自统帅这部我国最大“类书”的编纂表示深深的敬意。接着，我们把总署的上述四条工作设想向他作了介绍，征求他的意见，任老表示完全同意。我清楚地记得，任老这天心情特别高兴，整个谈话过程笑容满面。他特别提出，要抓紧把各个分典的主编确定下来，并尽快选定有出版某方面专长和特色的出版社。任老的这一意见确实抓住了关键，抓住了要害。

　　按照和任继愈先生达成的一致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以大典的工作班子为主要力量，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

　　首先，我们的一切工作出发点立足于出精品，确保编纂出版的质量。《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最早是由18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锺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发起的。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中华大典》的成败在质量。在这个问题上，任继愈先生明确向我们表示，所有典的主编一定是该专业、该领域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他还一个一个提出了有关典的专家、学者名单，而且很有把握地说，凭着《中华大典》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加上他在学术界的人脉关系，完全可以请到这些著名专家、学者领衔担纲。这件事几乎没让新闻出版总署领导操心，都是由任老一个一个打电话或写信联系，最后确定各典的主编的。如，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古代文学史学家程千帆担任《文学典》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张晋藩担任《法律典》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担任《历史典》主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教授金维诺担任《艺术典》主编；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傅世垣担任《医药卫生典》主编；而任继愈先生本人则兼任《哲学典》、《宗教典》的主编。

　　其次，我们着重研究和改进工作机制，狠抓项目责任制的落实。由于《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既包含了我国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又具有现代科学系统的分类特点，吸取和运用现代图书分类的方法。每一部分典的内容都是从几千种古籍中提取出来的，编的时候要进行普查，再确定通用书目。因此，编纂工作其难度之大、要求之高是文化出版工程中所罕见的。为了使每一部典、每一部分典都确保最高水准，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建立十分严格的责任制。根据全国各有关出版社的出版条件、实力、经验，我们和任继愈先生一起再次确定了出版社。例如，长江出版集团承担《语言文字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岳麓书社负责《艺术典》；云南教育出版社负责《哲学典》；西泠印社负责《历史地理典》；山东出版集团负责《数学典》；重庆出版集团承担《天文典》和《地学典》的任务。我们把每一部典的编纂、主编、副主编和作者联络以及编务、出版、印刷等业务工作交由一家出版社全权负责。承担任务的出版集团、出版社，有的成立大典工作领导小组，有的成立专门的项目部，全面落实各项工作责任。

　　至于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工作计划的事，于永湛带领大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班子全力投入，他们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适时召开专门的工作调度会，并逐一走访承担编纂、出版任务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办公室还编发简报，交流情况，沟通信息。《中华大典》的整个编纂、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任继愈先生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全身心地扑在《中华大典》的工作上。他过生日和春节，我们都去他家看望、祝贺。而每次见面，他的话题都是在谈《中华大典》的编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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