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30年转暖或兴起的八大领域：传统哲学与当代；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范式转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心态与立场的变化。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或缺失：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学术品质与水平，对古典的研读能力的下降；现实向度不够；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少数重要人物的研究上扎堆。瞻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的三个阶段

姜新艳(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西方的中国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可称为“初步引入阶段”。虽然早在17世纪介绍中国哲学的作品已在西方出现，但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是在一百多年前才开始的。所以，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初步引入阶段可从那时算起。在这个阶段，由于翻译和研究者都不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并未同西方哲学发生联系，而只被看作是中国的文化现象。

　　第二个可称为“中西哲学沟通阶段”（约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国哲学被中国哲学学者以西方哲学家能理解和感兴趣的方式加以介绍并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这样的介绍和研究使某些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和关注，并使他们试图在中国哲学中寻找有助于回答某些西方哲学问题的东西。这个阶段的工作对梳理中西哲学概念的异同很有价值，且在沟通中西哲学界方面功不可没。但这个阶段上的比较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中进行的、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问题和思维方式的倾向常使中国哲学支离破碎、精神全无，因而使其在与西方哲学的对比中处于劣势。

　　第三个可称为“深入阶段”。在这一阶段上的任务是用西方哲学家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真面貌表述清楚并加以研究和发展。海外中国哲学学者在这个方向上已作了很多努力，尽管他们的方法论不尽相同。更确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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