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到“立法者”

倪培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本身是在西方物质文明力量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哲学这个概念和其他概念一样也是历史的、变化的。随着合法性问题产生背景的消失，中国哲学正在走出其“合法性”问题的意义域；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立法者”之一，参与世界哲学的发展和变革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后现代哲学对近代西方启蒙主义的批判已经为此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为此提供了物质上的条件，更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修身的思想，如果通过“功夫”这一概念引入哲学，可以帮助哲学界打破西方主流哲学理智主义的局限，将各种哲学观念和问题当作修炼和践行的指导来加以解读和评价。它也可以允许我们充分开拓对实践主体的转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弥补西方主流哲学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为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从“立法者”的角度对中国哲学的资源进行仔细的梳理和阐发。

飘散海外之“中”——从灵根自植到和谐外推

沈清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东亚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执行会长）

　　很多华人因求学、工作、经商、移居而离乡背井、飘散海外。哲学应该能为这种离乡背井、散居海外的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道。在当代中国哲学家里，唐君毅是最早关心海外飘散经验的哲学家。他主张，花果飘零虽属民族悲剧，但飘零之华人应求“灵根自植”，而所谓灵根就是“中”国人的“中国性”所在，也就是发挥中庸的精神，持守“中道”，无偏无颇，有自觉的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中。

　　此一灵根自植的精神，为其后飘散海外的哲学学人所发挥。例如杜维明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之所谓“中”，理解为君子内在可合于天的自我，因此一方面讲求为己之学、慎独，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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