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进入21世纪的近十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区域文化的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例如“东亚”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所以“东亚儒学”研究领域近来很活跃。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冷战”构造的崩溃，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东亚经济的再一次腾飞。

　　东亚儒学主要是指发源于中国的儒学思想在东亚地域的历史存在。近世以来，东亚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正表明“儒学”不能成为抹杀地域特殊性的宰制性概念，也正由此，东亚儒学并不必然地含有“中国中心论”的意涵。有关东亚文化多元多样的认识乃是东亚儒学研究的前提。近世以来的日本儒者大多对中国儒学既有认同又有反拨，表现出日本文化与儒学思想的“互为他者性”之特征，所谓“互为他者”，是对“他者/自己”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

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四个阶段、五种取向

胡治洪(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1977-1986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儒学研究突破“文革”禁区逐渐复苏，以阐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为一贯宗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较大影响并于1949年以后在海外递续发展的现代新儒家，也悄然进入大陆学界的研究范围。1987-1996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新儒家研究主要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框架中进行，课题组确定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亦即主要研究对象，后来又增补马一浮，并涉及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响面的扩大，又由于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理论深度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以至在“七五”到“八五”的十年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1997-2004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新儒家研究热潮受到来自不同立场的学者们的批评，但批评并没有影响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这一研究实际上呈现出比前一阶段更加踊跃的势头，诸多研究者基于对儒家精神的深切体认，参以对家国天下的现实感知，将研究凝炼为思想，提出了一些具有创发性的论说。200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研究与各种层面的儒学活动相得益彰，强调自身文化的根源性重建与创造性继承、转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社会思潮，更趋明朗和强劲，构成当今社会文化的新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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