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崇仰中国文化的一极相同时，西欧还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另一极，可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这些西方哲人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轻视中国文化，认为“东亚智慧化身”的孔子不能超越平庸，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语是:

　　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自17世纪耶稣会士介绍中国文化以来，欧洲人便有上述两种中国文化观。如果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崇仰中国文化的较多，那么19、20世纪的欧洲人贬抑中国文化的则较多。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二

　　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方传统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本文要讨论的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在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传统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暂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文中流露出中国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的感慨: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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