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30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生态问题的提出，“低碳经济”的追求，“可持续发展”命题上升到战略高度，“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倡导，都是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产物。而此间传统文化提供着某些启示性资源。
因此，近30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仅是古典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而且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深刻。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应当防止只注意某一层级，忽略其他层级的偏颇。我们今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应重蹈先辈的故辙，在“一味贬斥”与“高度褒扬”的两极间摆动，而应当历史地考察中国智慧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特质，既肯认中国智慧创造辉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实，又研讨中国智慧未能导引出现代文明的因由，从而不回避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同时还要开掘中国智慧疗治现代病的丰富内涵。在展开这些思考时，应当把握历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风的西化主义和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两种偏颇，这是梁启超等先辈提供给我们的思维教训。以平允、周正的态度看待中国智慧与西方智慧，努力谋求二者在不同层面的互补与整合，方有可能创造健全的新文明。
梁启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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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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