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拟就梁氏个人的心路历程作具体分析，而只能简要考察梁氏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评价系统的变化，进而探求梁氏关于中国文化的两种极端之论透露出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

　　梁启超1904年撰写《新大陆游记》，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这是那一时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谋求现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现。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及文化未能导引出现代化，而且其若干层面还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发所揭露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读来，人们也能产生会心之感。

　　梁启超于1920年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或曰“现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顾东方，发现中国智慧具有疗治现代病的启示价值。这种以中国智慧挽救现世文明的论断，虽然缺乏细密的历史分析，然而其间也包蕴着若干真理的颗粒。

　　人们往往因梁启超1904年至1920年间的思想大转变而嘲讽他的“多变”，梁氏自己也曾以此类行径自嘲。其实，对传统文化先后持两种极端之论，并非梁氏个别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巨子那里也有类似表现，如严复戊戌时期在《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唤:“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我们今天对此种现象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对梁氏、严氏等前哲跳跃式思维的一般性批评，而应当进一步考析:这种“大转变”、“大跳跃”报告着怎样的时代消息?今人应当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简言之，否定与赞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之论集于一人，是近代中国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的一种反映。西方世界几百年间实现工业化与克服工业化弊端这两大先后呈现的历时性课题，都共时性地提到近代中国人面前，鲁迅1919年在一篇随感录中说: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面对中国社会的“多重性”，孙中山力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又在中国资本十分薄弱之际便警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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