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给人以荒诞印象，是因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对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社会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后发展”的中国，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之际，早已完成现代化任务的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通过种种渠道朝着中国纷至沓来。这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一方面要扬弃东亚固有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综合为特征的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功能”。

　　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东亚智慧在历史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阐发，留下足以传世的谠论，当然，他未能将两种历时性的论题加以必要的厘清与整合，留下思维教训。

四

　　当下中国社会及文化转型的繁复性更远胜梁启超时代。自1978年以来的30余年来的社会转型，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历时性课题，都竞相在中国大地作共时性演出。简言之，今日中国经历着三个层级变革的交叉互叠——

　　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方可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总之，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三四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启蒙”的呼唤，便是此一转换间需要完成的文化任务。

　　其二，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步，作为一种“集权—动员式体制”，曾取得显著实绩，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扬弃20世纪50—70年代仿效过的苏联模式，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中国从物资短缺的卖方经济向物资充盈的买方经济转化，从而加速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这是30年改革的重要成果。

　　其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赢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纷至沓来，亟待我们解决。今天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便是得之后工业文明的启示。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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