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所以，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四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李渊早年称臣于匈奴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当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李世民上面的这番话。实际上，这段话却是信口雌黄。《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是房玄龄等人主持的国史馆修撰的国史，另外还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许敬宗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书。而这段“高祖称臣”的记载，正是由许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编入《太宗实录》，日后被史官原文抄入了《旧唐书》。

其实，秉承唐太宗旨意，为唐高祖捏造各种不光彩履历这种事情，许敬宗还干了不少，譬如，《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五月，“

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

司马光在这段话后面附了一段《考异》，说:“据《高祖实录》记载，唐高祖曾经说:'当年平定薛举，没有杀俘，以至于他们再次叛乱，所以这次一定要把能够参军的男子全部杀掉。'显然，这是许敬宗将太宗的罪过推诿给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鉴》同一卷里还有一段关于唐军击破军阀刘黑闼的记载。司马光也愤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异》:“据《太宗实录》记载，刘黑闼再次造反，高祖对太宗说:'上次击破刘黑闼，我想杀光他的党羽和部队，将崤山以东变成无人区，你不听我言，落了现在这个结局'。高祖随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杀叛区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最后，在李世民的苦苦劝谏下，此事方才作罢。”

司马光一番考据之后，对这段记载不屑一顾，说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于有杀光整个崤山以东地区百姓的事，史臣们想把所有的优点都送给太宗，但对高祖的污蔑，未免也太过分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五

为父亲捏造这些

“劣迹”，对李世民而言，有着很强烈的现实目的。

譬如“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可以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得以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独立性；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诬蔑老父“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性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经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玄武门前浓重的血迹和随后对老父的幽禁，既举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道德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这和李世民当日所面对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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