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九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

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与王莽当年对“内圣”的主动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儿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洁癖所带来的强烈快感，但对唐太宗来说则完全相反，在对“内圣”的伪追求过程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物欲所带来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太宗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

这种形式主义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很厌倦。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就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可武备还是不能松弛的，所以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并且这又没有劳民伤财，能有什么错？”

魏征无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李世民说:“你说得太对了！”

魏征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从唐太宗的牢骚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抗拒“改造”的情绪。这种抗拒，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职。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们在

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次向臣僚们发难，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强接受外界压力的“改造”，最终都不免会有这样的反抗情绪。

作为一个极为重视历史存在感和历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就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尽管史官们一再婉拒，但最终太宗仍然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这一行为，既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认可（希望自己在史书里留下“内圣”的美好形象），同时也是对这一理想的背离（一个抵达“内圣”境界的人，又何必关心史书对自己的评价）。

　　十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

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后。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识分子们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在史书中给了他一个“小太宗”的称号。李忱临朝的13年，是一段极为沉闷的时光，没有发生过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数据，相反，藩镇割据依旧，宦官弄政也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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