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然足够庞大，而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四方名流贤达，尤其是“十八学士”海内知名。为了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简而言之，解决这些道德难题，一开始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处心积虑地大造社会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过是为了抹杀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同理，极力抹杀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为了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论功行赏，这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摆着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后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也就算勉勉强强地解决了。

而解决监禁父亲所带来的“孝悌”问题，李世民则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诬蔑父亲多次有过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的“劣迹”，甚至将兄长李建成也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杀政策的

刽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想要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渊既然如此残暴不仁，那么，其反对者李世民强行接替他的权柄，虽属不孝，但却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

　　六

“孝悌”在儒家政治观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汉儒们很早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够做到“孝悌”，出来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诚，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问题上获得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谅解，也并不那么容易。

贞观六年春天，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尖锐地指责过他的“大不孝”。马周说，年迈的太上皇，独自住在狭窄潮湿的大安宫内已经很久。东宫皇太子的宅邸尚且处在宫城之内，太上皇作为至尊，居所居然跑到宫城外面去了，这像什么话？况且陛下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马周还说，陛下眼下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去九成宫消夏避暑，却从来没有想过太上皇留在湿热的大安宫里所受到的煎熬，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周的激烈言词，显然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为补救措施，

他邀请老父亲随自己一同前去避暑，结果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宫。从这一邀一拒中，也不难看出这父子二人间的感情裂痕已深。

为太上皇建造单独的避暑行宫，成了解决这场“孝道”纠纷的最终方案。可惜的是，在巍峨的大明宫落成之前，李渊却早早地去世了。

贞观七年的冬天，从少陵原狩猎归来的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宴会，邀请唐高祖也一同参加。个中盛况，《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载。李渊在宴会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吟诗，笑道:“如今胡、汉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则向老父亲敬酒，说道:“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全是您的教导之功。以前汉高祖刘邦也曾在这个地方大摆筵席，向他的老父亲敬酒，却在老父亲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对此我是不愿意效仿的。”李渊大悦。

看起来父子间似乎已经隔阂尽除。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李渊在贞观九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则死于贞观十年。儒家知识分子们惊讶地发现:伟大的“天可汗”，为他的父亲所修筑的陵寝，规模居然明显地小于为长孙皇后修筑的陵寝。

显然，这对父子自玄武门喋血之后，从来就没有达成过真正的和解。

儒家政治理想中改造皇帝的热情再次燃烧起来。贞观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请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征，一起登上了皇宫中一座新修筑的高台。李世民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魏征却说自己视力不好，什么也看不见。李世民把规模宏大的昭陵（长孙皇后所葬之处）指给魏征看，却遭到了这位刚直大臣的无情抢白:“臣以为陛下爬这么高，是为了眺望献陵（唐高祖所葬之处）。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见了！”

七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改造”热情，李世民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

贞观二年的夏天特别长，秋雨都来了，暑热却还没过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于是联名上奏唐太宗，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当然不适合长期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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