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唐太宗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确实是能够自我控制的，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补充说:“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可惜，事实上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的话前后，他还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都给拆毁了，以示节俭，天下人因此而众口称颂。如今又回过头去重建，这算什么呢？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只会白白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呢？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还可以赐给贫民，虽然最后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的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如今却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呢？”

张玄素的这番挤兑没留任何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其实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

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的。”当然，房玄龄也知道“方便朝贡”不过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当然也要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内圣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欲而好仁德。唐太宗善于纳谏和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更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标准，不过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严格按照某种既定的模板运作，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太宗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得到了太宗的极口称赞，并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阳宫终究还是修了起来，而且极为奢华，据《资治通鉴》记载，“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在个体的欲望与儒家知识分子寄希望于自己的仁德这二者之间，李世民一直处在一种痛苦的煎熬之中。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

屈从于个体的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宫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所以，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八

类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太宗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李世民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气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他拿出“气疾”为自己辩护，多少有点儿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是因为“气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是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他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太宗留在了京城。不过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来了，实在是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当然，一个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会偶尔出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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