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谅应桂馨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由于他这心慈手软的一招，给了应桂馨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在国民党撤退时，应桂馨在其党徒的策应下趁乱越狱逃跑。

应桂馨出逃后不敢留在上海，先在青岛躲了一阵，尔后溜进北京，自恃有功找袁世凯兑现“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狮子大开口要求袁世凯再给五十万元。但是在刺杀宋教仁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之后，国人皆知袁世凯是刺宋的主谋，国民党也已同袁世凯兵戎相见，应桂馨对袁来讲已是一条无用的走狗了。可应桂馨以仍藏有袁世凯唆使他暗杀宋教仁的密证为要挟，一再邀功请赏。袁世凯为了保留最后一层面纱，对应桂馨虚与委蛇，给了他一些钱物。这下应桂馨乐昏了头，在北京打着袁世凯的招牌招摇撞骗，还讨了旧相好胡翡云做姨太太。

袁世凯岂能容他如此嚣张。1914年1月，袁世凯交给应桂馨一笔钱，命他南下办一桩事。应桂馨明知有诈，但也知道袁世凯不好惹，就勉强答应。1月19日，当应桂馨乘坐的火车刚过天津以南的杨柳青，袁世凯的杀手——北京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闯入应桂馨的车厢，将他乱刀捅死。坏事做尽的应桂馨就这样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天津卫脚霸巴延庆恶贯满盈

巴延庆，天津人，1897年生。少年时随父业“脚行”，后投河南宏卫军，曾任许昌毒品缉查处稽查员，因受贿案发下狱。获释后又往南京投奔设赌抽头的舅舅。1924年返回天津，任警察署缉查班稽查员，专管查缉赌场，同时在天津日租界四平里自设赌局。1926年3月，新任直隶都督褚玉璞委任其青帮师父厉大森为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巴延庆拜在厉的徒弟督察分处长白玉生门下，从此“在帮”，并逐渐混出“津沽闻人”的名头。

1931年巴延庆之父巴有顾与河北大街脚行把头李任晴打官司败诉，一气之下躺倒了，于是就把“子孙签”传给了巴延庆。当时河北大街脚行共有三十三根签，分在十几个把头手中，巴延庆手中只有一根，势单力薄，一个月所得无几，有时甚至分不到钱。为了打破李任晴的把持和操纵，巴延庆联合该行其他把头用一支没有子弹的枪迫使李交出账簿同意清账，旋又将李撵出脚行。

1933年巴延庆与西窑洼脚行、西街庄脚行、大红桥脚行、河东扇面脚行等把头联合发起成立了天津市运输业同业公会，在天津市长萧振赢的支持下通过重新登记全市脚行

的办法，实际上废除了二百多年来天津四口(即四个城门)脚行的“官脚行”地位，巴延庆的同业公会在挤垮四口脚行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很快膨胀为有一百零八家脚行参加的组织，巴被推选为理事长。

1936年，巴延庆通过同业公会书记李同江结识了洪帮太行山首领姜般若，未几便由姜引路，加入洪门。此后，巴延庆在脚行业中发展把头马文元、刘德山等五百余人入帮，因此被封为洪帮内八堂候补“护印”。借此形成运用帮会势力把持同业的条件。同年冬，巴延庆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入社后通过天津铁路机务段李俊搜集日军在天津东站上下车的人数、军械数量等方面的情报，同时通过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中国便衣的拜把盟兄赵锡钧刺探日军动态，通过复兴社转报戴笠，深得戴笠的重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于7月30日占领了天津。日本侵略者在拼凑华北伪政权的同时，筹组伪社团新民会。在天津实际负责筹备新民会的是日本人田中，此人早在北洋军阀时期在新疆天津帮福泰成商号搞业务时就和巴延庆合伙贩过烟土。巴延庆回津后，福泰成天津分店的货物装卸起运又是由河北大街脚行承包的。两人关系极熟，此时田中便推荐巴

延庆任天津新民会运输分会的会长。

巴延庆下水后，甘为侵略者驱使效劳，在脚行中大量发展新民会员，同时依然担任天津市运输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汉奸市长潘毓桂为笼络巴延庆，曾发表天津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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