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后，上海为世界最重要的毒品中心之一。20年代初，随着各地大小军阀的崛起，罂粟种植亦再度兴盛，鸦片税成为军阀进行武装割据的主要来源。一时，滇土、川土、黔土、热河产的北口土、安徽的亳浆等国产烟土，再加上波斯土、印度土等云集上海。由于供应过剩，使鸦片的价格骤降，为增加利润，刺激毒品消费，将鸦片炼制成吗啡的加工业便出现了，吗啡因其拥有比鸦片更大的刺激性而广受瘾君子们的欢迎，当时的上海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吗啡制造地之一，在北洋军阀、租界当局和帮会流氓三位一体的合力之下，南市、法租界和郊区均有规模不等的吗啡提炼工场。

青年时代的李裁法曾长期在吗啡工场混，对提炼吗啡的技术了如指掌。但他只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毒品交易被称为世界上利润最丰的行当，但每次分到李裁法手中的，早已是残羹剩饭了。这时的李裁法虽手脚勤快，身强力壮，且也有几个铁心的把兄弟跟随，但在上海没有任何名望。须知30年代的上海，真是黑道人才辈出的时代，且不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位三头六臂的头等大亨，也暂不论像顾竹轩、严九龄、尤阿根、叶清和、浦锦荣等各霸一方的二等闻人，就是已成名的芮庆荣、

高鑫宝、马祥生、孙介福、许荣福等三流角色亦成百上千，举不胜举；而李裁法即使遇到这三流角色也须叩首作揖，唯命是从。上海滩黑道人物的过于密集，使李裁法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他逐渐萌生出到外地去打天下的念头。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战役炮火西移之时，李裁法也跟在上海的大亨富豪的后面来到了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称“小上海”，在帮会道门方面，也只有三二洪帮山头，李裁法便拿定主意以香港为基地。他以钱财结交地方人士，逐渐建立了一个关系网，经过半年创业，李虽已站稳了脚跟，但还没有一举成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在这时，李裁法有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1938年的一天，李在街头遇到国民党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王嘱咐李说：“沦陷后的香港秩序，你要尽力维持，我们陷在香港的人，也请设法救援。”

尚有爱国心的李裁法即发动他的青帮弟兄协助陈策将军维持治安。时香港五方杂处，包括日本特务、汪精卫集团的人物时常光顾。李裁法协助重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底，日军进攻香港

，李裁法并没有同杜月笙等一道离开香港前往西南，而是仍在香港活动。日军占领后，宪兵队马上看中了有帮会背景的李裁法，要其担任侦缉队长。李立即设法与重庆联系，戴笠指示其利用这一机会，与日军合作，暗中挽救抗日人士。于是，李裁法利用近水楼台的机会，遵奉重庆方面的指示，一连救出不少日军指名逮捕的重要人物。如侍奉孙中山原配夫人卢太夫人脱险，掩护魏道明、杭州市长周象贤的双亲离港，引导陈策夫人、国民党港澳地区负责人沈哲臣等共一百多人，平安撤离。

李裁法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日军的怀疑，李希望返回内地，杜月笙希望他坚持到盟军反攻。但后来，日军决定逮捕李裁法，李在这时才离港到沪，然后绕道赴渝。行抵西安时旅费不继，杜月笙立即汇给他二万大洋，使李裁法不胜感激。到重庆后，李受到审查并被捕，又是杜月笙四处营救，才保平安。

抗战胜利后，李裁法返回香港，有着抗日英雄美誉的李已今昔迥异，他在香港北角开办的丽池花园游乐场，有餐馆、舞厅、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等，规模极大，美国《生活》杂志将丽池誉为远东规模最大的游乐场，李裁法也获得了“香港夜总会皇帝”的称号。此外，李还担任东方体育会主席、北

角街坊福利会副理事长、华侨子弟学校校董、孔圣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政治参议等职。人们送了一个他十分得意的外号——“香港杜月笙”。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离沪到港定居。李裁法对恩人杜月笙一心图报，乐意效力。时上海的富商巨贾云集东方明珠，当地的粤菜根本不合“阿拉上海”的口味，于是，杜月笙将上海德兴馆的一批大师傅召到香港，李裁法即在丽池设立沪菜部“德兴馆”，一时，上海客云集，每日客人满座，营业更加兴旺。

正在这兴旺之时，杀出了一个程咬金。香港有一英籍犹太人查理经营舞厅有方，人称“香港舞厅大王”，与李裁法这个“夜总会皇帝”正好对头。他投资一千万元，针锋相对地也在北角创办了天宫夜总会(SkyRoomNightClub)，有心与李一决高低。尤其是开幕那天，不惜蚀本，进行盛大宣传，于是，客人好新鲜，纷纷离开丽池而入天宫。是晚9时，李裁法看看空荡荡的大厅，正在发愁之际，杜月笙拖着病体，亲自到丽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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