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来的棉花船、米船可以直达无锡城下，具有大运河中转性港口的优势。无锡自身境内河道密布，联系乡间各市镇方便快捷，还与松江府、苏州府及常州府其他各县相连结，物流畅通，货物停滞时间短、周转快，从而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无锡进行各种商业活动，使得无锡布码头有条件达到规模经济的水平。
与无锡布码头形成原因密切相关的是它的存在时间问题，即无锡布码头究竟于何时形成？又至何时结束？关于前一个问题，有无锡地方经济史专著认为：“无锡之‘布码头’从明中期以后起即逐步形成，且出现了明中期至明末无锡布市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明弘治年间陆惟悌在北门外建了长安桥，在此桥东西两侧停泊不少通江阴各乡镇以及无锡南乡各地的班船。这反映了粮食、布匹集散的逐步发展，以致尔后在此桥附近出现了布行弄和江阴巷两个土布市场。”(15)这种见解大可商榷。
首先，从无锡布码头形成原因看，它不可能存在于明代。明代无锡统计人口不过25—35万，（16）那时隐瞒人口情况相当严重，如以隐瞒一倍计，明代无锡实际人口可望达50－70万，而那时无锡耕地总面积却达120—150万亩，人均耕地2亩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会愿意脱离土地的羁绊，无锡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家庭手工纺织业所需的大批空闲劳动力。
其次，作为无锡布码头“心脏”的布行巷、江阴巷，在明代还没有出现，我们在明代的无锡县志中找不到它们，这两个地名始见于清代《康熙无锡县志》。检读明代《弘治无锡县志》，未见有布市的记载，直到万历年间无锡方有一个“段疋市”，地点在无锡城中“大市桥西南”（17），这个“段疋市”，估计就是布市。不过，记载这“段疋市”的《万历无锡县志》中并没有大规模交换，大批棉布运销外地的记载，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没有相关的描述，更无“布马头”之说。显然，明代的这个“段疋市”规模不会很大，只是无锡本地的一个布匹交易场所而已，决不是清代徽商眼中的“布马头”。
所以，笔者认为：无锡布码头形成时间不在明代，而在清代，具体地讲是在康熙年间，到乾隆时期则进入兴盛阶段，徽商关于无锡为“布马头”商业行话，引起黄卬的注意，载入著作之中。
无锡布码头何时结束？目前，由于一些地方史研究者把布码头和无锡土布业混同看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种，一是民国时期，但无明确年代，（18）二是1940年代。（19）笔者的意见与此相反。
笔者在清代道咸时期的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家人以纺织为业，纺车织机三四环聚室内。先生曰：‘吾课徒之所入，恒不能给一年之用，非纺织佐之，恐不继。’”（20）引文中所说的先生是安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江南副榜后仍过着清寒的教书生活。他教书的收入不够维持生计，还要靠家人纺纱织布补贴家用。这一情况从侧面说明道光年间无锡布码头还很兴盛。不过，此时的兴盛已是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它的重要经济位置就要给蚕桑业取代：无锡“开化(乡)居太湖之北，沾风气者习蚕丝之术，在清中叶不过十居一二，自通商互市后，开化全区几无户不知育蚕矣。……由是务蚕桑者，不独开化，几及全邑，且不独全邑而及于全郡。……市廛会计几以蚕税为大宗。按之，闾阎大利，首在农桑。”（21）
上述两段引文，一讲纺织，一讲蚕桑，时间也不一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两者却是能够印证对照的，我们可以据此列出无锡布码头走向尾声的时间表。
在乾嘉时期的清代中期，即布码头经济正盛时，无锡育蚕的农家在开化乡只占百分之十至二十，蚕桑还是很冷落的生产项目，但“自通商互市后”情况就渐渐变化了。这所谓的“通商互市”就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丧权辱国，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国通商口岸大开，洋货倾销，洋纱洋布从此开始冲击我国的棉手工纺织业，加之，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推行“厘金”制度后，在各地设卡收税，商路大为受阻，使得无锡布码头渐呈颓势。太平天国运动后，由于战争和清军野蛮的烧杀，无锡人口由100万锐减至40—45万，同时无锡自耕农、半自耕农急剧增多，大批劳动力回归土地，布码头因此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蚕桑生产则受到外国资本掠夺生丝原料活动的刺激而勃兴起来，非但整个开化乡，而且整个无锡，大多数农户把劳动力转移到“务蚕桑”方面，蚕桑业取代了以往棉手工纺织业的重要经济位置，“闾阎大利，首在农桑”了。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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