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的原因探析 |
 |
时间：2009-7-24 13:43:41 来源：不详
|
|
|
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也因此间接影响到金融业，包括票号业的经营与发展，同时战乱有时还会直接侵袭票号业。例如1900年7 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号纷纷撤庄回乡，途中又有遭遇银两被抢、账簿丢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 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共计亏损200多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 四川就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3］58。由此可见战乱影响票号之惨重。
清末天灾人祸接连而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孱弱，财源日益枯竭，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巨额的战争赔款等。清政府在资金紧迫之时往往对票号施加压力。曾代理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两、应付款200余万两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增设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货捐局严追捐银。这阻碍了商业流通， 加剧了“钱荒”， 将许多商号推向破产，进而恶化了票号的业务环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中日甲午战争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逆差总额达1.6亿海关两，为此前37年入超总额的6倍多［5］。多年连续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运行极为不利，恶化了票号的经营环境。
三、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抢占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光绪末年，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从1897年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商银行17家，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通商银行不赚亦要做。1906年户部银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经清政府批准：凡设立户部银行或支行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6］181这使票号所周转的运营资本在数量上大为降低。1908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在第二年收汇1 970.05万两，其中工商业款占77%；交汇2 074万两，工商业款占91%［6］183。而这两笔工商业收、交汇兑原本是各票号经营的。因此，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来看，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打击不小，市场份额大为下降，至清亡时它的汇兑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华业务迅速发展，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也极力挤入国内汇兑，与国内钱庄票号相争。“近来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6］184试以天津汇兑情况的变化为例：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1 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即占半数，钱庄、银号占30%，票号仅占20%［6］184。与此类似，许多通商口岸的汇兑业务被外国银行大量侵占。外国银行还在中国发行钞票、吸收各种存款，这也是其控制晚清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及表现。到清末，发行的钞票总额约4 000万元［4］578，并进一步插手票号的存款业务。晚清政局之动荡，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以求荫庇，这就缩小了票号资金来源，从而大大削弱了票号的经营力量。
银行具有票号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银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组织，资本比较大，以法人资格经营，管理科学且主要做抵押贷款。因此，票号的市场份额下降实属必然。另外，随着近代交通事业逐渐发达，火车轮船已经通行，邮
局、信局也承做汇兑业务或以减费兜揽汇兑，由此进一步减少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四、屡次爆发的金融风潮促使许多钱庄纷纷倒闭并殃及票号
晚清屡次爆发金融风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六次：1860年、1871-1873年、1878-1879年、1883年四次金融风潮、1897年股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4］571。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外国在华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