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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朝散文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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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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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和道教都有素朴、重实用的特点，与南朝重义理探寻的学风不同。《隋书·儒林传序》指出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1］这种学风的差异和南北朝玄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北朝几乎没有玄学，只有个别人感兴趣而已，如北魏末期的卢元明、北齐的杜弼、阳烈，终整个北朝都没能形成风气。而南朝则不同，南人继承了魏晋以来对玄理的好尚之风，以致对玄理的追求发展为士人高贵身份的象征，这样崇尚玄学便成了风靡南朝的社会风尚。许杭生在《魏晋玄学史》中指出：“北方的学风趋向朴实，带上了汉代经学的遗风。南朝则继承中朝清谈玄风，崇尚玄理之学。与之相应，南北朝的佛教文化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北方佛教重行业修行求取福田，如大规模的建寺造像和开凿佛教石窟等等；南方则较多地受玄谈的影响，侧重于探求佛教的玄理。”［22］汤用彤也指出北朝佛教重实用的特点说：“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23］南北道教也明显不同，“南方的道教徒不论其主张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心思想都是求个人的修炼成仙，长生不死，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似很少直接联系”；而北朝“寇谦之则要辅佐‘太平真君’，‘兼修儒教’，两者显然不同”［24］。
第六，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风格与北方特有的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系。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音辞》中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25］北方特有的深厚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会影响特定的审美心理的形成，另一方面北方的风物经过作家审美观照后形成作品，也就表现出雄壮刚健的文风。
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北朝散文的另一特征是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北方人对政治盛衰的关心则远远超过南方”［26］，“北朝文以笔札之文为主，文士创作重视经史之文及军国实用文体”［27］。严可均所辑《全后魏文》共收录散文一千三百余篇，而纯文学的赋作包括存目在内约四十篇，还不到总数的3%（其中还有一部分歌功颂德一类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字），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实用性的章表奏议书檄碑志颂启等文章。正如周建江所指出的：“贯穿北朝始终的关于对文章的看法是偏向于文章的实用性，即以表现儒家思想、研究儒家典籍的文章和军国文翰为文章之首。”［28］这些文章毫无疑问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甚至就连表现心性的赋作也不能例外。北魏后期，由于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便产生了一些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不满情绪的赋作，如李骞的《述身赋》、《释情赋》、阳固的《演赜赋》，元顺的《蝇赋》等。北朝四部散体文著作，代表了北朝散文的最高成就，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如范文澜所指出的：“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29］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本是地理著作，由于其描写山水相当出色，因而又是山水游记散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记录北魏洛阳佛寺兴衰历史的史传散文；《魏书》本身就是史书，同时也是优秀的史传散文；颜之推《颜氏家训》是家诫类文字，是为教育子孙如何“安身立命”而作。北魏初中期、西魏以及隋初是北朝散文表现政治性、实用性最为突出的时期，占据了北朝历史的一大半的时间。北朝散文虽然随着南朝文风影响的加深，以及北朝作家审美意识的逐渐自觉，其审美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但始终没有忽视文章的实用价值。
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北朝以儒学治天下，而儒学的精义在于经世致用，要求文学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性。正如前面在北朝散文发展的动因一节所述，儒学在北朝一直兴盛不衰，帝王们大多好尚儒学，士人们也多治经。《隋书·儒林传》指出了北朝儒学兴盛的情状：“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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