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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朝散文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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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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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30］赵翼指出：“六朝人虽以辞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31］“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学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胜，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32］
其次，北朝经济落后，不允许文士创作不切实际、不关现实的文章。由于北魏经济落后，以致百官无禄。例如，高允虽在朝廷为官，但“时百官无禄，允恒使诸子樵采自给”［33］，至太和八年才准备颁禄。北朝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是不允许北方民族脱离生存的现实，作玄思冥想和浮光蹈世之举的客观基础”［34］。梁启超颇有见地地指出：“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35］
第三，北朝人在文学观念上，重视文学的实用性，反对不关实用、浮靡空洞的文风。颜之推对实用性的文字大加肯定，代表了北朝人重实用的文学观：“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36］相反，他反对尚虚谈、重娱乐的文字，曰：“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37］又曰：“士君子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38］隋开皇四年，隋文帝杨坚改革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39］。接着，李谔又批评那些不关风教之文，说它们是“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40］，显然他们也是持政治功利性的实用文学观。 北朝人虽然也重视审美，随着散文的发展，审美性不断增强，但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文章会遭到强烈反对。例如，北齐的王昕因咏南朝轻薄之篇而被文宣帝高洋免官。《北史·王宪传附昕传》：“帝愈怒，乃下诏曰：‘（王昕）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此而不绳，后将焉肃？在身官爵，宜从削夺。’”［41］无独有偶，隋初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42］。
第四，北朝人看重治国功业，而视文学为小道。实际上，一些上层贵族往往看不起文学，动辄以“刀笔”、“雕虫”、“小道”之类轻视意味的字眼对待文学之士。这种现象在南朝是绝少见的。北魏末，为胡太后父谥号一事引发一场辩论，颇有文才的袁翻受到轻视：“(张)普惠厉声诃（袁）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43］北齐文宣帝时，朝臣议《麟趾格》，太子少保李浑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44］窦泰违反军令而败亡之后，高欢责问杜弼为什么不阻止窦泰，“弼对曰：‘刀笔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议所不及。’”［45］又如《颜氏家训》载席毗嗤鄙文学事：“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46］席毗意思是功业是第一位的，可流传千古，然后才是须臾之玩的文学。北周的李昶也持如此观点：“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 ：‘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47］这样，北朝文学始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文学就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服务于政治。
第五，北朝重“理”的文学观也是形成散文实用性的因素。北朝文重“理”，“理深者便于时用”［48］。北朝人常把“文”与“理”相对，或“辞”与“理”并举，“理”指文章的内容，“文”或“辞”指文章的形式。如：
八月甲辰，（孝文帝）诏曰：“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49］
（宣武帝）诏曰：“辞理恳至，邈然难夺。”［50］
（邢颖）中遇沈痾，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51］。
（刘昶）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52］……
刘景安书规（崔）亮曰：“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53］
（裴景融）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理会处寡［54］。
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故处士赵郡李谧：……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55］
（献文帝）诏曰：“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56］
（孝文帝）曰：“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57］
（隋文帝）劳之曰：“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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