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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部《救荒活民书》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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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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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种强权，只有老虎和绵羊，就不会有任何自由可言。假如你一定要说这是自由，那也是强权的自由、老虎的自由，能够毫无顾忌地凌辱弱者的自由。”实际上，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一百多年前即开始了。在萨缪尔森看来，“正如每一个中小学生现在都知道的那样，1880年以来的世纪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世纪。”上个世纪，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以及德国的俾斯麦，本世纪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在美国，都力图通过政府的干预改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为全社会更多的人带来保障和福利，这种政策上升为理论即形成所谓“凯恩斯主义”或称“凯恩斯革命”。到二十世纪末，国家是市场经济及其社会的保障和工具，它保障所有人享有尽量广泛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认识已成共识，大家疑惑的所在是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经济和怎样干预市场经济的问题。弗里德曼指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科斯定律”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都涉及到国家具体的干预范围和干预办法，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则对国家的职能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认为当人们之间的交易没有外部性时，市场是有效的，这时不需要国家的干预；然而，外部性一但出现，国家就要积极干预。国家应当负责保护产权、维护秩序、调解纠纷，以及沟通信息、保护环境、消除贫困、预测周期等。 在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的多方面干预中，最牵动人神经的还是公平与效率的此消彼长问题。国家大规模干预市场机制带来了成本或负担的增加，造成了效率降低，但却带来了较多的社会公平；反过来，国家奉行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政策，经济效率是增加了，可随之而来的却是贫富差距加大，人们生存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沦丧，正义的衰亡，等等等等。效率与公平，已经成为一对不朽的话题。
一部人类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生活史已经表明，最有效率的经济行为在于政治远离经济的时候，而最好的社会公平恰恰离不开国家或地方政权本着为更多人带来福利的原则进行的干预。共同富裕，集体享受丰裕的甘美，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理想，勿宁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姿态，是一种悬于高远之外的彩灯，亮是看见了，形象却模糊得很，通向那里的路则更是荆棘满地。董季兴在做知县之前写的《救荒活民书》，可以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想是在他当了几天七品芝麻官之后，了解了世道的不古，人心的陋劣、利欲的强大摧毁力，就不会再鼓吹政府在救荒问题上放任自流了。因为真的放任自流的话，穷愁的灾民，等不到市场把价格自行调节平衡，就会无可奈何地冻死、饿死、病死。到那时，还救得了什么荒，活得了哪些民!理性上的盲目乐观和道德上的盲目乐观一样靠不住，无源头希望有水，无本根希望有大树，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甚至可能是可悲的，闸门一开，很可能无法收拾。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尤其是冒着泡沫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虽然可以整个国家更加富裕，最低生活标准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可以提高，但是收入的不平等和由此引发的广泛的社会心理噪动却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造成收入差别的原因有诸如财产差别、个人能力的差别、教育、训练和机会的差别，还有对于机会的阶段障碍、年龄和健康的差别等等，彻底消除这些差别一方面是不可能；另一方面，这种努力每取得一些成果。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萨缪尔森写道：“从经济上看，以需要和现有收入为准绳的传统的福利补助制度含有大量的以不利于积极性的影响来衡量的隐蔽代价。实际上，数十亿元的国民产品的损失系来源于现有的救济制度的不利于积极性的结构。”萨氏虽然没有像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呼吁摒弃弱者、保留强健，却也是冷静之中透露着惊人的冷酷。
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放弃道德的鹄的，虽然它可以是一把双刃剑，既割腐又伤肉。当我们试图跳出公平与效率左拉右扯的羁绊，用一种全新的制度来求得公平与效率同步发展时，道德勇气和踏实精神无疑十分珍贵，足可载人人类文明史册，虽然从实践上讲，从实际上的效果看并不让人满意，似乎孙大圣没能跳出如来佛祖的手心，却也是著有成效的有益探索。这种探索的真正意义可能不像此前宣称的那样，可能还需要再走远一些，再过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内涵尽现，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以我们今天的形势论，坚持对经济行为的道德要求，自然不应该囿于对不道德经济行为的简单愤怒，而应该寻找建构一种经济运行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自利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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