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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荀子研究论析

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唐代杨惊认为属于荀子弟子对荀子言行的记录,此说得到梁氏认同。总之,《荀子》全书非悉数出自荀卿之手是可以肯定的。

  《荀子》最初由刘向将中秘所藏荀子书三百二十二篇芟去重复之篇,编为三十二篇,为避宣帝讳,名《孙卿新书》。杨惊作注,省称《荀子》,遂延用至今。今本二十卷为杨口重新编次,与刘向篇弟有所不同。梁启超综合前人的考证工作,加以合乎人情的推想,将《仲尼篇》第七之下,重新编次,认为《成相》、《赋》两篇纯属韵文文学,当另为《孙卿赋》而不入《荀子》,恢复刘向校录之旧貌。
  梁启超还考证了《荀子》三十二篇的真伪问题。大小戴《礼记》篇名、文字上有很多与《荀子》相同的地方,梁氏以为是《礼记》采录《荀子》,因为该书本属汉儒搜集整理而成。可以想见,《荀子》也难免其他著作搀人的现象。汉儒各自传写,竟有三百余篇,刘向删其重复,将诸本冶为一炉,但其所持标准无从得知。杨惊将《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置于书末,“似有特识”。因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亦是片段,梁氏认定此六篇为汉儒杂录,非《荀子》之旧。
  关于荀子著书立说的动机,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口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梁启超对此说深表赞同。当时儒家末流,即荀子所谓“子游氏之贱儒”专门靠孔子混饭吃;出于子夏一派的庄周末流又滑稽乱俗,混淆视听;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于是,荀子起而革新。总之,“荀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末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相对孔子原始儒学,荀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发展,“自有其门庭堂奥,不特与孟子异撰,且其学有并非孔子所能统者”。
  在梁启超早年极力贬斥荀子的时候,连荀子《非十二子》也被他否定。他认为,荀子的论述“最为杂乱”;荀子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梁启超认为该篇以排斥异说为能事,充满了狭隘的门户之见,李斯相秦,焚书坑儒,就是因为受到荀卿极端狭隘主义教育的影响,“虽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故而,荀卿《非十二子》篇中对各家学说的评判,“殆不足采”。晚年在各校讲授中国学术史时,梁氏认为,“荀子好批评,虽其批评不能称为尽当,然有极尊严又极严厉的态度”,《非十二子》、《解蔽》、《天论》诸篇是梁启超考论先秦学术的重要资料。他对这三篇评骘诸子的文字逐一进行了校勘、训释,对荀子的见解或批评,或阐发,或曲为解脱。如荀子直斥“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梁启超解释道:“荀子所斥,殆指战国末年依附三家门墙之俗儒,非迳诋三贤也。”
  
  三、对荀子思想的阐释
  
  梁启超对青年学子应该如何阅读、研究《荀子》一书,也指示了门径,他逐一讲解了各篇要旨,并举出重要偏什,要求弟子们精读,以了解荀子学术思想的梗概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阅读、研究荀子,其目的有二,“第一,为修养应用;第二,为学术的研究”、。
  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儒家“道术”的几个重要概念。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其主旨不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篇》)如果顺着人的本性,只有争夺、残贼与淫乱,应当用师法礼仪去矫正他。梁启超认为荀子极端的性恶论不能算作真理,是拿来作教育的手段。“这种主张,在教育上有极大的价值。但是离开教育,专门讲性,不见得全是真理。”
  荀子很注重心学,也曾大讲“治气养心之术”,但与“心学鼻祖”孟子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梁启超认为,荀子主性恶,“化性起伪”,所讲心学也完全是变化气质、校正各人弱点的那一套功夫,与孟子存养、扩充的功夫并不相同;荀子的心学主张,“比孟子毛病少点”。孟子把心与耳目之官分为二,荀子则把它们连合起来,荀子把目、耳、口、鼻、形体五官加上心为六官,不曾把心提在外面;当然,荀子所谓的心与其他五官仍有不同,“心有征知”(《正名篇》)。《解蔽篇》中,荀子对如何在养心上用功夫讲得十分透彻:“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因为注重外在的修养陶冶,所以十分重视知识的作用,但要获得健全的知识,又必须养心治心,非下刻苦功夫不可。不虚,不壹,不静,便不能求得知识。孟子注重内在的修养,求其放心,操之则存,只须一点便醒。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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