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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荀子研究论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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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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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就是孟、荀两位儒学大师心学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对荀子政治思想的阐发始于1901年写作的《霍布士学案》，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梁启超将自孔子以来的儒家政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主义”，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极则是“仁”，仁者，爱人，以自己为中心，从最亲近的人发动自己的同情心，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可以完成所谓“仁”的世界。荀子政论的归宿也是“仁”，而其出发点则有所不同，《王制》、《富国》、《礼论》诸篇可视为“荀子政论全部之出发点”。早在1904年，粱氏即认为荀子为“社会学之巨擘”，此时，其进一步认为，荀子政论的根基是社会学思想，“荀子论社会起原，最为精审”。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是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篇》)，有了合群的社会组织，人变得强而有力，因而可以制服自然万物。社会的成立在于有分际，先王制作礼义，明分使群，承认社会的不平等，要求人们在贫富贵贱的不同限度内获得相应的物质享用，于不平等中求秩序。梁启超评论道：“荀子从人性不能无欲说起，由欲有求，由求有争，因此不能不有度量分界以济其穷。剖析极为精审，而颇与唯物史观派之论调相近，盖彼生战国末受法家者流影响不少也。”梁启超认为，儒家礼治主义至荀子集其大成，但也渐滋流弊，与孔子所讲的原始意义上的“礼”，已迥异其趣。孔子之“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要是从精神修养角度立论。而荀子所谓的“礼”，“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礼论篇》)，是专门从物质分配角度立论。孔子言礼专主“节”，荀子言礼专主“分”，因为人类身份、境遇、年龄、材质上各各不同，物质上的享用、地位上的高低自然有所差别。梁启超认为，荀子的“礼”，将权力之争夺变为权利之认定，与法家确定权利以立度量分界的精神相近，而与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精神相去甚远。虽然孔子也讲人有等差，注重“亲亲之杀”，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与周围人的关系根据血缘之亲疏远近而有浓淡强弱之别，传统专制社会中人在身份上的等级差别也在所难免，但孔子并不一味强调这种差别。荀子推波助澜，津津于人的贵贱礼数。孔、荀言礼，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此。荀子将孔子“活的礼”变为死的、机械的“礼”，流弊滋生，为后世诟病。荀子言礼，辅之以乐，二者都是陶养人格的重要工具。梁氏认为，“荀子言乐，精论最多，善推本于人情而通之于治道”鲫，符合孔子修乐以资教化的思想。
梁启超身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会的时代，中西学的影响集于一身，学养决定了其思想的新旧杂糅，中西合璧。实际上，中西学在他那里是交融互释的。从其早年的“排荀运动”到晚期对荀子政治思想的阐发，还是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与学术价值，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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