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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理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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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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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观念作为一对理学范畴，所体现的正是道德观念的普遍化与自我需求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过于强调道德的普遍性，唯一性，有抹杀个人自我需求的多元化的趋势，在理的推行过程中造成对欲的压抑，出现“以理杀人”的现象。从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戴震等人对理学“以理杀人”思想的批判，正是对天理人欲对立思想的反抗。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的观点很有深意，道德原则与个人的自我选择是同时存在的，两者有不同的作用与指向，共同完成对个体道德修养的塑造，在此过程中对两者的区别与利用是要慎重进行的。
虽然胡宏的理欲观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但是却受到了正统理学的反对。朱熹在《知言疑义》中，对胡宏的理欲观提出批评：“此章(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一章)亦性无善恶之意，与‘好恶性也，’一章相关，……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者。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异情者焉，有同行而异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性无以立乎其本，则二者之几微万变，夫谁能别之?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恐未允当。”在这里朱熹指出天理是人先天所有的，而人欲则是在后天的气质、习俗、情感等的作用之下才形成的，属于后天的作用。从发生的角度来说两者并不是同步的。而天理是全善的，人欲是全恶的，这样要存天理必须要去人欲。所以朱熹说“为何天理人欲同体得?如此，却是性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却是一个人欲窠子，将什么做体?”朱熹以“同体”之体为体用之体，则认为胡宏把人欲看作本体，这样就无从区分善恶，使本然之性堕落为人欲窠子。可以看出朱熹在理欲问题上是反对两者同源的，并对胡宏的观点给予严厉批评。魏了翁是朱熹的私淑弟子，但其思想也浸润于湖湘学派之中，在理欲问题上，尽管朱熹对胡宏的观点多有批评，但是魏了翁却明确对胡宏的思想表示赞扬，并且完全采纳了胡宏的说法。这固然与魏了翁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心学倾向有关，更因为他在思想上受湖湘学派的影响，从而在治学路径上明显表现出了与朱熹的不同。
魏了翁在《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中对理欲问题有大段的讨论：“夫人生于两问而与天地同体，出乎百事之下而与圣人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说，反而求之，寡欲养其心，以极于无欲，则是心之运，明通公溥，岂有一毫之私欲之间哉?或曰：圣贤之论言寡欲矣，未尝言无欲也，所谓欲仁、欲善、欲立、欲达，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诸道，至于富贵所欲也，有不可处，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则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诸非道，岁积月累。必至于从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后为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传之，开六等之科，而今日自寡欲以至无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无感，性之欲也。知诱物化则为私欲矣，故圣人虽使人即欲以求道，而于康子、于冉求、于申枨，何尝以其欲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极，其言曰：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呜呼!学者唯当以此求之，则养心之说备矣。” 魏了翁针对他人关于寡欲与无欲的疑问做出回答，并对正当的欲望与私欲做了区别，性为外物所诱惑，偏离了原有的中正状态。就形成私欲。圣人教导众人从正当的欲望处人手以求道，以理来衡量人欲，希望在欲望与道之间达到平衡。他并不否认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应该寡欲养心，以达到无欲的境地。所谓“无欲”不是没有欲望，而是要屏弃不符合道的私欲。因为超越层面的性、理不是死的，而是要在现实中寻找落脚点，即“性不能无感，性之欲也。”所以在处理理欲关系上，不能完全抛弃人欲，要兼顾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无欲”。正是在这一点上，魏了翁认为胡宏“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的观点是最精当的，学者以此作为人门方法而求道，那么养心之说才会达到完备。此文作于端平三年(1231)前后，当时魏了翁的思想已经成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对胡宏理欲观的赞同也是从自身的思想体系出发的，可以看出胡宏对其影响深刻。
魏了翁还对欲望作了合理的区分“欲善者心之大端绪者也，饮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绪也：死亡、贫苦是人心所恶之大端绪也。”在这里魏了翁对欲望的好恶做了区分，对于正当的饮食男女之欲是不能够完全排斥的，当欲望强烈的时候只能节制，即“物欲强时心节制。”这正是胡宏思想的体现。胡宏认为“夫妇之道，人酰之矣，以淫欲为事也；圣人安之者，以保合为义也。接而知有礼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弗失也。”正常的生存需要，如“食色”等，并不是人欲，而是天之所赋，但是要以保合为度，正常的人欲就是天理，否则就会成为人欲。正是基于此思想，魏了翁在对程颐关于妇女守节问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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