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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美术观念与美术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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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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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又可对内获得广大民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舞台上出现的标志，他发现中国革命创造力的源泉不在党内，而是在农民运动中，因而他在延安时期就确立了美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延安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这保证了美术的政治功能得以实现，同时，政治化的美术观念也影响了延安美术方案的建构。
二、延安美术观念下的方案建构
回到方案本身，可以进行两个维度的比较：一是从方案执行者的角度出发，即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角度来比较；二是从赞助人制度的演变来比较。
殷双喜认为：“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发展史有什么鲜明的特征……那就‘革命’。这种革命，有两个阶段，先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革命’，尔后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逐渐形成的‘革命美术’。”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的转变，是由于指导美术创作的观念产生了变化。而在观念建构美术的过程中，还要有可操作的美术方案。在此意义上，美术方案就成了观念的集合载体。“美术革命”的观念，对应的方案是用西方的方法革传统中国绘画的命，如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等人对“四王”的批判。“革命美术”的方案则是深入群众生活，通过速写、构图等全新课程的开设，系统地进行革命主题画与历史画创作。对于后者而言，其中心观念是服务政治、服从革命。
接下来比较赞助人制度的演变。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有由赞助人和学者为画家提供创作资金与题材的传统，画家只是这些“方案”的执行者。而中国文人画多以表达自我为主，文人画家是在执行自己心灵的方案，社会与他人似乎都无从干预。同时中国也有类似于西方赞助人制度的绘画活动存在，如宫廷画家、富商名流用金钱购画等等。1942年《讲话》发表以后，延安的画家便具有了红色的“官方”色彩，赞助人的角色也就相应地由个人转变成了代表民族精神的“红色政府”。此时的情形与古代中国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都有着巨大区别，那么，影响延安美术方案形成的具体因素有哪些呢? 第一，美术逐渐被革命化。毛泽东认为，保存现有的革命实力，将红色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是艺术的核心任务。因此美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强化革命纪律，统一抗战思想。第二，由于民族危机，传统文人画中的“出世”精神让位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世”态度。第三，边区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接受能力规定了美术形式的通俗化。毛泽东在大力发动“学习”和“扫盲”的活动之余，开始运用直观形象的美术，参与构建边区人民的精神共同体。下面，我们通过相关美术史实的比较，进一步分析作为抗战资源、有着政治意义的延安美术方案形成的深层原因。
李松指出，20世纪40年代初期形成了两个艺术中心：一是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二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比较这两个艺术中心，不难发现两者在美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尽管重庆举办了“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及多次筹赈抗战画展、抗日宣传画展览等，但有许多画家仍沉湎于风花雪月的题材，导致有人撰文批评当时的重庆文艺界：“抗战三年来，艺术宣传工作表现最有成绩的是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界最没有出息。”而延安的画家们却生活在火热的创作氛围中。毛泽东在《讲话》中将政治与人民放在了首位，倡导的是“现实品格极强的艺术思想”。与重庆比较起来，延安的美术方案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功利性。
最后要论及的是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意志与延安美术观念、美术方案之间的关系。第一，毛泽东早年受到过孙中山中央集权党治国家思想的影响，延安美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政治意志。第二，受20世纪中国美术界“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影响。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美育救国”及各种通过美术教化民众、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大批学者和专家来过问、研究美术，全社会对美术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是传承和发展了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呼喊和主张，而非其个人的空想杜撰。同时，在这种指导观念下形成的美术方案，也会感召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包括那些具有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的中国美术家。
三、延安美术方案的实践及意义
延安时期，解放区的美术创作基本以木刻版画为主，这是由于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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